祸有余，体质不同，今人岂古人之比哉；经方派曰，时方者，时俗之方也，学之不遵规矩绳墨者，江湖之医也，岂足以疗大病哉。一方之言，不能使彼方折服，则日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各有所宗，各行其道可耳，是不欲求其真也，是不去其镜，而各是其色也。
叶氏之温热篇，适应环境之作也，北山之非难叶氏，亦适应环境之作也，叶氏所说之营卫气血，病理上之逻辑法也，鞠通三焦之辨，又可九传之论，陈无择之三因鼎立，张仲景之六经分治，亦皆病理上之逻辑法也，古人以逻辑目光，解释病理，纯为私人之主观，故不可盲从，其著述，乃临床之记录，纯为客观之描写，足资借镜。
是故，叶氏前后缓急之法，未必可循，营卫气血之称，不可拘执，此即吾师明辨瑕瑜之义也。”，伤寒合度之抵抗为太阳，外视表机之开合，内察正气之盛衰，开表以辛，和表以甘，制亢以凉，扶怯以温，小子亦已默喻之矣，今当进聆少阳之论。(《伤寒质难》)
柴按：祝氏认为：医者不当以能够预知疾病之转归为能，更重要的是要在病势发展中，能够掌握截断的方法。他曾虚心下气地考察过叶派药法的实效，认为叶派药法在逆转病势方面效果令人不能满意，并认为叶派理论也有不正确的地方。所以强调“医之为工，工于救逆”，这无疑是正确的。祝氏治学，具有创新精神，他认为“学说之成立，言之凿凿，往往昨是而今非。”推陈出新本来就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规律，而“不务实际，澜翻瞽说，中医之所以不进步”的毛病，也正在此。时医以叶派温热之学为圭臬，“以为道在于兹矣，将令天下后世，宗此道以长相守矣，昧者从之，贤者疑之，学者试之而不应，必有从而斥之者矣！”事实就是如此。惜乎中医学术论坛，几为一派所独占，使抨击叶派之学术观，不复为广大医者所了解，这也已成为事实，正是有鉴于以上二个事实，故余有此书之撰作。此书撰旨，非为意在讥弹叶派，求事理之真相而已，冀百家争鸣之兴起而已，此目的，余于自序中已详之，不复赘言。知我罪我，一凭当世可也。
温病学说思想变迁考察后之结论
综上所述，于温病学说之变迁，已略具梗概，此二十七家中，舍奇特不中于理，在温病学说思想上无甚影响者而外，其最可注意者，为王安道叶天士陆九芝三人。温病学说之剧变，王安道启其端，温病名实之淆乱，叶天士为祸首(虽不止天士一人，而天士之过最大)，处叶吴学说积威之下，作大举之驳击，则陆九芝殿其后。王安道以后之变革，约有三端，一为病因(伏气新感)，二为病理(由内达外)，三为治疗(注意清里热)。迹其用药之对象，大抵为胃，至叫‘天士始别创犯师之说，而温病之病所，遂有肺胃二系，此时胃系之温病，虽尚存在，然已处模糊之状态中，渐为医者所淡忘，厥后温热家以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十二字，为温病之纲领，于是胃系温病之起病，不由于犯肺者(如湿温)，亦一律以此十二字兼统之，于是胃系温病初起之病因病理治疗诸学说，一律平空割去，另冠以肺系之证治，此真俗语之所谓张冠李戴，最后胃系温病之中期末期，亦皆以治怖之药治之，而治疗之成绩，遂不可问(陆九芝先生曰：夫人之所病者胃，而医之所言者肺，可以为证)，此种流弊，无形中蔚为风气，流行于时医之腕底，彼等所著之温热书，则兼收并蓄，仍以内难仲景，装点门面，以掩其用药轻淡之陋。其他各种流弊尚多，细考之皆有所从来，陆九芝先生目击其祸，因奋笔著世补斋医书，阐明胃系温病之证治，文词虽不免偏激，然切中肯綮，为救时之良药，惟陆氏一意阐发胃系之温病，置肺系于不顾，甚至谓胃病有神昏，肺病无神昏，此则失之武断，适贻主张犯肺者以口舌，彼必谓尔所说之温病，为胃系之温病，我所说之温病，为肺系之温病，尔阐发胃系温病，纵有若何妙义，排斥肺系温病，纵如何剧烈，皆与我无干，所谓尔亦一是非，我亦一是非，尔为尔，我为我，两不相涉，是则温病肺胃乏问题，仍未解决，而温病肺胃之争，亦将终古而无已。
进一步想，则九芝先生之阐发胃系温病，不可谓不力，批评肺胃温病，亦不可谓不尽，然卒未能荡平叶吴之壁垒，绝叶吴之根株者，盖未捣叶吴之巢穴，斫叶吴之根本耳。
凡批评一种学说，目光必笼罩此学说之全体，从大处落墨，若支支节节，攻其局部，则此剿彼窜，永无宁日，九芝先生之批评，尚为支支节节之铲除，一句一章之芟削，故仅成对抗之形势，无以扼叶吴之要吭，今当进而讨论肺系温病之根本问题。第一点当先问所谓肺系温病，本来是否称为温病。第二点当问所谓肺系温病，是否阑入温病之范围，有否阑入之必要。第三点正名责实，当问所谓肺系温病，应否冒温病之名，应否承认共为温病。第四点，叶氏治此肺系温病之疗法，有无价值。第五点，既不承认此种病为温病，应择何种病名以名之。根据温病学说思想变迁之经过情形，逐点解答如下：
一，温邪上受，首先犯肺之温病，考其症状，在叶天士以前，并未称为温病，人谓叶天士所发明，吾谓昨天士所杜撰，人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