》等论外感热病之专著，对歪曲仲景学说的错误论点，进行了批判。徐衡之在《温病明理・序》中说：“仲景之《伤寒论》，既为吴鞠通、王孟英辈之著作为紫色夺朱之僭窃，则《伤寒论》为人所怀疑，在若有若无之列，伤寒既无，伤寒以上之书，更非所能读，则亦等于无，而所有者，乃仅仅《温病条辨》、《叶案》、《温热经纬》，持此三书，欲与西医科学挈短较长，则此三书实无些微之价值，等于无有而已，故曰中医学荡然无有一物，不为过也。"徐氏说彼三书实无些微之价值，言词是偏激的，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；废止派与恽氏学派对这一点都十分清楚：内经、伤寒之学，是中医理论的根本。因此，废止派攻击中医学，是从这里下手。恽氏学派的维护中医学，也从这里下手。因为在当时，攻击《伤寒论》与歪曲，怀疑《伤寒论》的种种论调，汇成了一股逆流，恽铁樵为了延歧黄一脉，作振兴中医之望，乃在反击废止派之同时，横扫一切曲释仲景之学的注解，提出了下述主张；“欲得伤寒真理，非空绝依傍，屏去一切注释，专读白文不可。盖吾侪之思想，苟为注释所束缚，即不能有独到之心得。犹之仲景之治医，苟为当日时医所束缚，即不能横断众流，直入轩歧堂奥也。”并严词驳斥叶吴学派，此所以有《伤寒论研究》、《温病明理》等书之撰作。由此可见，《温病明理》对叶派措词之所以相当严厉，这是与当时历史条件有关的。这与后世有些医家，仅因观点不同，便意气用事，作文攻讦，不可同日语。因为当时的环境，据恽氏所云：“今之时医皆叶派，苟倏然立异，将群起而排之，使无立足之地而后已，犹之举国皆饮狂泉，转以不狂者为狂，结果，不狂者非尤而效之佯狂不可。”这说明那时的医界，党同伐异的学阀风气相当浓厚，恽氏既憎恶攻击、歪曲、怀疑《伤寒论》的种种论调，又痛恨当时医界的不良学风，所以使他在对叶派学说进行争鸣时，平不下心，静不下气，故措词便显得相当的严厉。
二、撰作动机
恽氏认为：近代医学晦盲否塞，是叶派末流之弊所造成。并认为：若“非以极明了之文字，达极真确之理由，将前此所有诸纠纷，一扫而空之，使此后学者，有一线光明坦平之途径，则中国医学，直无革新进步之可言。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在外感热病学方面，他感到一需正名，二需抉隐。而正名与抉隐，他都从抨击叶吴学说入手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据其自云：“鄙人志在吕明中医学，不得不辟除谬说，并不欲以口舌与古人争胜，以为名高。王孟英、吴鞠通、叶天士之书，疵谬百出，若欲一一纠正，叠纸等身，其说不能尽，则吾以为是喧宾夺主，不暇为也。唯三人之谬说，流毒于天下已如此，苟不能有精切简明之方法，指示后来，则其黑幕总无从揭破，而流毒并无有穷时。”恽氏认为：陆九芝“因灼知条辨、经纬之误，而观彼等假经文以炫世售欺，故深恶痛绝之，而为此言，是其心公而非私。”所以他在《温病明理》中，不管是否合符一般著书体例，大段大段地原文照抄《世补斋医书》中抨击叶派学说的多篇论文，并加以引伸发挥，来“辟榛莽，启坦途”，冀为后学作南针。书是秉着这样一种目的写的，则其对叶吴王三家，攻排之力，自可想见。
恽氏在“近人崇拜天士儿医圣”，“苟倏然立异，将群起而排之”的历史条件下，不顾一切，将批判矛头直接针对了叶氏，他不但说：关于《温热论》为顾景文伪托一事，“九芝曲为辩护，犹是推崇前辈，稍存忠厚之道，然事理昭然，岂容讳饰。”而且还说：张天师乃酒肉道士之流，天医星云云之传，“按事理推测，是必天士行贿张天师，因为放此谣言，不图能满过雍乾时人，而不可以欺天下后世，然则天士为江湖医，已昭然无可逃矣。”按照恽氏看法，叶天士也沾污了沽名钓誉的恶习。这个问题，陆氏并不将其坐实，被恽氏一加注，倒反将它坐实了，设计谋名与从师十七等传说，与学术观点正确与否，并不发生关系，从这一点来看，恽氏之贬叶氏，实在是超过了陆氏。从现在的眼光来看，《温病明理》对叶氏这样贬诋，确乎是太偏激了。但如果历史地看问题，只要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及其撰作动机，则恽氏之猛烈攻排叶吴，就不觉得奇怪了。三、全书概况
《温病明理》同《温热辨惑》等著一样，是一本以批判叶派学说为主限的专著。此书原名《温病讲义》，为其自编函授讲义之一种，于1928年4月出单行本，系门人徐衡之，章巨膺参校，由上海华丰印刷铸字所印刷，恽铁樵医寓发行，后收入《药Q医学丛书》中。书共四卷，每卷不标目。卷一因鉴于“今有一病于此，甲医曰是伤寒也，乙医曰是温病也，温病与伤寒异冶，病家茫然不知所从，取决于余，余曰，温病乃五种伤寒之一，二说皆是，病家益无所适从，则延西医。”感到外感热病之病名不统一，不但授废止派以口实。也难以征信于病人，遂慨然有正名之计划。其正名认为《难经・五十八难》之关于温病定名，不足以为训；西医就微菌定名法，也不可从。主张以《内经》为宗，认为：“若以《内经》法则，则厘然划一，无有疑义。”卷二详考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诸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