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而科举希世之学，烂漫放逸，无复实理，不可收拾。」
车玉峰《脚气集》曰：「东坡万言书，前面说时事尽好，至于厚风俗、存纪纲处，便澹泊枯槁，盖其本原处歉，所以如此。」
王深宁《困学纪闻》曰：「东坡《答王定国诗》：『谨勿怨谤谗，乃我得道资。淤泥生莲花，粪土出菌芝。赖此善知识，使我枯生荑。』此尹和靖所谓：『困穷拂郁，能坚人之志，而熟人之仁也。』《诗》曰：『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』」
又曰：「『浮云世事改，孤月此心明。』坡公晚年，所造深矣。」
文定苏颍滨先生辙
苏辙，字子由，文忠弟也。年十九，与文忠同登进士，又同策制举。因极言得失，而于禁廷之事为尤切，授商州军事推官。时老泉敕修《礼书》，先生乞养亲京师。既为大名推官。神宗立，先生上书言事，召对延和殿。时王荆公执政，吕惠卿附荆公，先生与论多相牾。荆公出《青苗书》使先生议，曰：「有不便，以告。」先生曰：「以钱贷民，本以救民，然出纳之际，吏缘为奸，虽有法不能禁。」荆公曰：「君言有理。」自此不言青苗。会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言与荆公合，青苗法遂行。荆公召用谢卿材等，访求四方遗利。先生力陈其不可。荆公怒，奏除河南推官。改著作佐郎，移知绩溪县。哲宗立，以秘书省校书郎召。未至，除右司谏。温公以荆公私设《诗》、《书新义》考试天下士，欲改科举，别为新格。先生言：「进士来年秋试，日月无几，而议不时决。至于治经，诵读讲解，尤不轻易。要之，急难施行。惟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论议，或出己见，不专用王氏学。仍罢律义，令举人知有定论，一意为学，以待选试，然后徐议元佑五年以后科举格式，未为晚也。」迁起居郎、中书舍人。吕汲公为相，先生条论部事，多所建白。代兄为翰林学士，寻权吏部尚书。使契丹，馆客者侍读学士王师儒能诵其父兄之文及先生《茯苓赋》，恨不得见全集。使还，为御史中丞。自元佑初，一新庶政，至是人心已定，惟元丰旧党分布中外，多起邪说以摇憾在位，执政患之，欲稍引用，以平夙怨，谓之「调停」。先生疏斥其非。宣仁后命宰执读于帘前，曰：「辙疑吾君臣兼用邪正，其言极中理。」调停之说遂已。又奏导河、筑堡、雇役、差役四弊。六年，拜尚书右丞，进门下侍郎。绍圣初，起李清臣为中书，邓润甫为左丞。二人久在外，不得志，稍复言熙、丰事以激怒。会廷试进士，清臣撰策题，绌元佑政。先生谏曰：「先帝之睿算，元佑以来，上下奉行，未尝失坠。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，擢任累岁不用之人，人怀私忿，而以先帝为辞，大事去矣。」哲宗览奏，以疏中引汉武事，不悦。落职知汝州。再责知袁州。未至，降朝议大夫、试少府监，分司南京，筠州居住。又责化州别驾，雷州安置，移循州。徽宗即位，徙永州、岳州，已而复太中大夫。蔡京当国，又降朝请大夫，居许州，再复太中大夫致仕。筑室于许，号颍滨遗老，自作传万余言，不复与人相见。终日默坐，如是者几十年。政和二年，卒，年七十四。追复端明殿学士，谥文定。先生性沈静简洁，为文汪洋澹泊，似其为人，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。王偁称其「心闲神王，学道有得」。又曰：「年益加而道益邃，道益邃而世事愈淡。」盖其名与兄东坡相上下。所著《诗传》、《春秋传》、《古史》、《老子解》、《栾城文集》并行于世。（参史传。云濠案：先生着又有《龙川略志》十卷。《别志》八卷。）
苏黄门老子解
朱子曰：「苏侍郎晚为是书，合吾儒于老子，以为未足，又并释氏而弥缝之，可谓舛矣！然其自许甚高，至谓『当世无一人可与语此者』，而其兄东坡公亦以为『不意晚年见此奇特』。以予观之，其可谓无忌惮者与！因为之辩。而或者谓苏氏兄弟以文义赞佛乘，盖未得其所谓，如《传灯录解》之属，其失又有甚焉，不但此书为可辩也。应之曰：『予之所病，病其学儒之失，而流于异端，不病其学佛未至，而溺于文义也。其不得已而论此，岂好辩哉！诚惧其乱吾学之传，而失人心之正耳。若求诸彼而不得其说，则予又何暇知焉﹖』」
孔子以仁义礼乐治天下，老子绝而弃之。或者以为不同。《易》曰：「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下者谓之器。」
朱子曰：「道器之名虽异，然其实一物也，故曰『吾道一以贯之』。此圣人之道，所以为大中至正之极，亘万世而无弊者也。苏氏诵其言，不得其意，故其为说，无一辞之合。学者于此，先以予说求之，使圣人之意晓然无疑，然后以次读苏氏之言，其得失判然矣。」
孔子之虑后世也深，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。
朱子曰：「道器一也，示人以器，则道在其中，圣人安得而晦之！孔子曰：『吾无隐乎尔！』然则，晦其道者，又岂圣人之心哉！大抵苏氏所谓道者，皆离器而言，不知其指何物而名之也。」
使中人以下守其器，不为道之所眩，以不失为君子。
朱子曰：「如苏氏此言，是以道为能眩人，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