道而自其继者始，则道不全。
朱子曰：「『继之者善』，言道之所出无非善也，所谓元也，物得是而成之，则各正其性命矣。而所谓道者，固自若也，故率性而行，则无往而非道。此所以天人无二道，幽明无二理，而一以贯之也。而曰『阴阳交而生物，道与物接而生善；物生而阴阳隐，善立而道不见』。『善者，道之继而已。』『学道而自其继者始，则道不全。』何其言之缪邪！且道外无物，物外无道，今曰『道与物接』，则是道与物为二，截然各居一方，至是而始相接，则不亦缪乎！」
昔于《孟子》以为性善，以为至矣，读《易》而后知其未至也。孟子之于性，盖见其继者而已矣。夫善，性之效也，孟子未及见性，而见其性之效，因以所见者为性。犹火之能熟物也，吾未见火，而指天下之熟物以为火，夫熟物则火之效也。
朱子曰：「《孟子》道性善，盖探其本而言之，与《易》之旨未始有毫发之异，非但言性之效而已也。苏氏急于立说，非特不察于《易》，又不及详于《孟子》，故其言之悖如此！」
敢问性与道之辨。曰，难言也，可言其似。道之似则声也，性之似则闻也。有声而后闻邪﹖有闻而后声邪﹖是二者果一乎﹖果二乎﹖孔子曰：「人能宏道，非道宏人。」又曰：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」性者，所以为人者也，非是，无以成道矣。
朱子曰：「子思子曰：『率性之谓道。』邵子曰：『性者，道之形体也。』与《大传》此章之旨相为终始。言性与道，未有若此言之著者也。苏氏之言，曲譬巧喻，欲言其似而不可得，岂若圣贤之言，直示而无隐邪﹖昔孔子顺谓公孙龙之辩：「几能令臧三耳矣。然谓两耳者甚易，而实是也；谓三耳者甚难，而实非也。将从其易而是者乎﹖将从其难而非者乎﹖』此言似之矣！」
仁者见之谓之仁，知者见之谓之知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鲜矣。属目于无形者，或见其意之所存，故仁者以道为仁，意存乎仁也；知者以道为知，意存乎知也。贤者存意而妄见，愚者日用而不知，是以君子之道，成之以性者鲜矣。
朱子曰：「苏氏不知仁知之根于性，顾以仁知为妄见，乃释、老之说。圣人之言，岂尝有是哉！谓之不见其全，则或可矣。又曰『君子之道，成之以性者鲜矣』，文义亦非。」
原始反终，故知死生之说。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说者，骇之耳。原始反终，使之了然而不骇也。
朱子曰：「人不穷理，故不知死生之说，不知死生之说，故不能不骇于死生之变。苏氏反谓由骇之而不知其说，失其指矣。穷理者，原其始之所自出，则知其所以生；反其终之所于归，则知其所以死。夫如是，凡所以顺生而安死者，盖有道矣，岂徒以了然不骇为奇哉！苏氏于原始反终言之甚略，无以知其所谓，然以不骇云者验之，知其溺于坐亡立化，去来自在之说以为奇，而于圣人之意则昧矣。」
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状。物，鬼也。变，神也。鬼常与体魄俱，故谓之物。神无适而不可，故谓之变。精气为魄，魄为鬼；志气为魂，魂为神，故《礼》曰：「体魄则降，知气在上。」郑子产曰：「其用物也宏矣，其取精也多矣。」古之达者已知此矣。一人而有二知，无是道也。然而有魄者，有魂者，何也﹖众人之志，不出于饮食男女之间，与凡养生之资，其资厚者其气强，其资约者其气微，故气胜志而为魄。圣贤则不然，以志一气，清明在躬，气志如神，虽禄之天下，穷至匹夫，无所损益也，故志胜气而为魂。众人之死为鬼，而圣人为神，非有二致也，志之所以者异也。
朱子曰：「精聚则魄聚，气聚则魂聚，是以为人物之体。至于精竭魄降，则气散魂游而无不至矣。降者屈而无形，故谓之鬼；游者伸而不测，故谓之神，人物皆然，非有圣愚之异也。孔子答宰我之问，言之详矣。苏氏盖不考诸此，而失之；子产之言，是或一道，而非此之谓也。」
（梓材谨案：东坡《易解》与颍滨《老子解》，即谢山《序录》所谓苏氏之学杂于禅者，故特为著录。朱子以是二《解》与张无垢《中庸解》、吕氏《大学解》并驳之，谓之《杂学辩》，而友人台溪何镐为之跋云。）
附录
汪玉山《答李仲信》曰：「文章于事，必求其实；于理，必求其正。东坡谓贾谊当先交绛、灌，使其不忌，然后举天下惟所欲为。贾生痛哭之时，灌已死矣，绛已之国矣，此非其实也；先交之，而实欲取其权，此非其正也，致使荆公得以借口。」
又《与朱元晦》曰：「东坡初年亦辟禅学，其后乃溺之，谓其不知道可也，概与王氏同贬，恐太甚。论法者必原其情。」
刘刚中问东坡何如人，朱子曰：「天情放逸，全不从心体上打点，气象上理会；喜怒哀乐，发之以嬉笑怒骂，要不至悍然无忌，其大体段尚自好耳，『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』，吾于东坡，宜若无罪焉。」
叶水心《习学记言》曰：「以文为论，自苏氏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