尝争国马，奏曰：『陛下十年必思臣言。』」珪曰：「国马是王安石坚请，本非圣意。」上复叹曰：「安石误朕，岂止一事！」
安石在金陵，见元丰官制行，变色曰：「许大事，安石竟略不得与闻。」始渐有畏惧，作《前后元丰行》以谀上，盖求保全也。
先是，安石作《诗义序》，极谀上，神宗却之，令别撰。
安石与吕惠卿一帖，无令上知。惠卿既叛，安石以帖上之。上问熙河岁费之实于安石，安石谕王韶，不必以尽数对。诏叛，安石亦以其言上之。
神宗一日尽释市易务禁锢保人在京师者，无虑千人，远近驩喜。神宗叹曰：「百姓富家犹不肯图小利，国家何必屑屑如此！若更在位数年，则躬自除之，不使后日议者纷纷。」
（梓材谨案：以上诸条皆晁景迂初见钦宗之言，其全文载《邵氏闻见后录》。邵氏云：「亦陈莹中尊尧之意也。」今所录者，字句似微有不同。）
□□□曰：「本朝因杨炎之税法，租庸调已并矣。近又纳义仓，是再租也。五等之民，岁纳役钱，是再庸也。常役则调春夫，非时则调急夫，否则纳夫钱，是再三调也。而又为举放利息之术，曰常平钱，曰预买钱，曰蚕盐钱，曰过月钱。其余尚有难以条举者。庙堂之所谟谋者，钱也；刑罚之所重而不赦者，钱也；文移之所急者，钱也。能催科者为贤，不能者为不贤，廉耻尽矣！」
刘元城曰：「汉大臣于人主前说人长短，各以其实，如匡衡谓朱云好勇，数犯法亡命，受《易》颇有师道是也。金陵亦非常人，其质朴俭素，终身好学，不以官爵为意，与温公同。但学有邪正，各欲行其所学，而诸人辄溢恶，谓其为庐杞、李林甫、王莽，故人主不信。此进言之过。」
又曰：「五帝之法尚不同，金陵乃欲以成、周之法行之今。祖宗所以不多为法令者，正恐官吏缘此扰民也。金陵欲行新法，恐州县慢易，故擢用新进少年，至于特旨、御前处分、金字脾子，一时指挥之类，纷纷而出，其枋必为奸臣所窃，天下欲不乱，得乎﹖」
又曰：「金陵三不足之说，谓『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』。此三句，非独为赵氏祸，为万世祸！人主之势，天下无能敌者，人臣欲之，必思有大于此者把揽之。今乃教之不畏天变，不法祖宗，不恤人言，则何事不可为也﹖」
又曰：「祖宗以仁慈治天下，至嘉佑末，似乎舒缓不振，故神庙必欲变法。金陵揣知上意，以一身当之，又有虚名，实行强辩，坚志不可动，反复诘难，使 人主从之乃已。□及元丰初，主德已成，天容毅然。正君臣之分，非熙宁比矣。」
吕荥阳曰：「王介甫解经，皆随文生义，更无含蓄。学者读之，更无可以消详处，更无可以致思量处。」
晁景迂上封事曰：「《三经》之学，义理必为一说，辞章必为一体，以为一道德，道德如是其多忌乎﹖古人谓『宁道孔圣误，讳言郑、服非』，正今日之患也。援释、老诞慢之说以为高，挟申、韩刻核之说以为理，使斯士浮伪惨薄。古人谓王衍清谈之害甚于桀、纣，致今日之害者，其罪又甚于王衍也。其《尚书》之说，如老不可敬，祸不足畏之类，诬经害教，阴贻天下之祸。王安礼为臣，言神宗皇帝天度高远，常患《三经义》未副其意，宣谕异日当别刊修，则今之承学之士，兢兢《三经》惟谨者，未必当神宗之意也。若其《字说》，则神宗本留中，不以列学官，近乃列之，破律乱常尤甚，果何等书也﹖」
又《答袁季皋》曰：「荆公戏明道曰：『伯纯纵高不过至十三级而止。』明道谢曰：『公自十三级而出，上据相轮，恐难久以安也。』」
杨龟山曰：「荆公在上前争论，或为上所疑，则曰：『臣之素行，似不至无廉耻，如何不足信﹖』且论事当问之是非利害如何，岂可以素有廉耻，劫人使信己也﹖夫廉耻，在常人足道；若君子，更自矜其廉耻，亦浅矣！盖廉耻，自君子所当为者，如人守官，曰：『我固不受赃。』不受赃，岂分外事乎﹖」
陈右司曰：「阴阳灾异之说，虽儒者不可泥，亦不可全废。王介甫不用，若为政依之，是不畏天者也。」
又曰：「学者非特习于诵数发于文章而已，将以学古人之所为也。自荆公之学兴，此道坏矣。」
吴叔扬曰：「《字说》，诗字从言从寺，谓法度之言也。诗本不可以法度拘，若必以法度言，然则侍者法度之人，峙者法度之山，痔者法度之病也﹖不知此乃谐声。」（《吕氏童蒙训》。）
刘静春曰：「介甫不凭注疏，欲修圣人之经；不凭今之法令，欲新天下之法，可谓知务，第出于己者，反不逮旧，故上误裕陵以至于今。后之君子，必不安于注疏之学，必不局于法令之文，此二者既正，则人材自出，治道自举。」
祖望谨案：此条最精。
倪氏《经鉏堂杂志》曰：「荆公《字说》以转注假借皆为象形象意，此其所以为徇也，若其间说象形象意处，亦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