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当理者。新法若雇役，至今用之，东南为便，不见其害。前十年，海外四州守臣，奏民间愿从中州雇役，朝廷从之，当时一切力排之，所以其心不服。故曰：『憎而知其善，可也。』」
魏鹤山《师友雅言》曰：「王介甫错看膳夫一义，以为王者受天下之奉。后王黼等置应奉司，以成政、宣之祸，至于亡国，不知他经原无此义。古人只说恭俭，释经不可不严哉！」
又曰：「口率出泉，康成以汉制解经，三代安有口赋﹖又如国服为息，息字，凡物之生歇处，康成引莽法以注息字，古人原不取民以钱，土地所出原无钱。介甫错处，尽是康成错处。欧、苏以前，未尝有人骂古注，承其误以至此。」
又《周礼折衷》曰：「《周礼》国服之法，郑康成直以王莽二分之息解之。此自误引，致得荆公坚守以为成、周之法。当时诸老虽攻荆公，但无敢自郑康成处说破，推原其罪者。」
又曰：「荆公尝以道揆自居，而不晓道与法不可离。如舜为法于天下，可传于后世，以其有道也。法不本于道，何足以为法！道而不施于法，亦不见其为道！荆公以法不豫道，故其新法，皆商君之法，而非帝王之道，所见一偏，为害不小。永嘉二陈所作《制度纪纲论》云：『得古人为天下法，不若得之于其法之外。』彼谓仁义道德皆法外事，皆因荆公判道法为二，后学从而为此说。岂知《周礼》一部，教忠教孝，道正寓于法中。后世以刑法为法，故流于申、商，以汉制没入家财为夺以驭贫，尤害理，三代安得有没入人臣家财之法﹖古者臣下去国，待放于郊，然犹爵禄有列于朝，出入有诏于国，三年然后收其田里，此所谓驭。」
又跋了斋《日录辩》曰：「古人自格物致知以至平治天下，初无二本，自本身征民以至考建质俟，初无二理。今曰『不通政事却深于经术』，又曰『其人节行过人甚多』，审如其说，是能格致诚正而不能行之天下国家，本诸身矣而庶民且不合，他可知也。此理晓然易知，而能惑世诬民于十九年间，以养成乱本，又能使绍圣以后，守其说而莫之改也，呜呼！」
林竹溪《鬳斋学记》曰：「和靖曰：『介甫未尝废《春秋》。废《春秋》以为断烂朝报，皆后来无忌惮者托介甫之言也。韩玉汝之子宗文，字求仁，尝上介甫书，请六经之旨，介甫皆答之。独于《春秋》曰：「此经比他经尤难。」盖三传皆不足信也。介甫亦有《易解》，其辞甚简，疑处甚缺。后来有印行者，名曰《易义》，非介甫之书。』和靖去介甫未远，其言如此，甚公。今人皆以断烂朝报为荆公罪，冤矣！然亦荆公有以招之。」
又曰：「郑溪西曰：『半山《字说》，不足为穿凿。许慎识文识字，而求义太□，是可谓之穿凿。半山未能别文字也。某有三语曰：「无义之理理之真，有义之理理之失，多义之理理之妄。」此言高矣哉！』」
祖望谨案：此说似未可据。
谢山《荆公周礼新义题词》曰：「《三经新义》，尽出于荆公子元泽所述，而荆公门人辈皆分纂之。独《周礼》则亲出于荆公之笔，盖荆公生平用功此书最深，所自负以为致君尧、舜者俱出于此，是固熙、丰新法之渊源也，故郑重而为之。蔡绦以为政和秘阁所藏，其书法如斜风细雨，定为荆公手迹。其后国学颁行之板，为国子司业莆田黄隐所毁，世间流传遂少，仅见王氏《订义》所引而已。荆公解经，最有孔、郑诸公家法，言简意该，惟其牵缠于《字说》者，不无穿凿，是固荆公一生学术之秘，不自知其为累也。盖尝统荆公之经学而言之，《易传》不在三经之内，说者谓荆公不惬意而置之，然伊川独令学者习其书。容斋记《毛诗》『八月剥枣』，荆公一闻野老之言辄改其说，则亦非任情难挽者。朱子于《尚书》推四家，荆公与焉，且谓其不强作解事。而《礼记》之方、马数家，亦禀荆公之意而为之者，至今《礼记》注中不能废。《尔雅》成于陆氏，而以其余为《埤雅》，既博且精，彼其门人所著尚有不可掩者如此。至若《春秋》之不立学官，则公亦以其难解而置之，而并无断烂朝报之说，见于和靖《语录》中所辩。予观《宋志》，荆公尝作《左氏解》一卷，则非不欲立，明矣。荆公又尝与陈用之，许允成解《论》、《孟》，然则去其《字说》之支离而存其菁华，所谓六艺不朽之妙，良不可雷同而诋也，而况是书又荆公所最属意者乎！」
又《记荆公三经新义事》曰：「荆公《三经新义》，至南渡而废弃。元佑时不过曰经义兼用注疏及诸家，不得专主王氏之解，所禁者，《字说》耳。独莆田黄隐作司业，竟焚其书。当时在廷诸公不以为然，弹章屡上。案《山堂考索》所载，元佑元年十月癸丑，刘挚言：『国子司业黄隐，学不足以教人，行不足以服众。故相王安石经训，视诸儒义说，得圣贤之意为多，故先帝立之于学，程序多士。而安石晚年《字说》，溺于释典，是以近制禁学者无习而已。至其经义，盖与先儒之说并存，未尝禁也。隐猥见安石政事多已更改，妄意迎合，欲废其学，每见生员试卷引用，辄加排斥，何以劝率学校！』同时吕陶亦言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