》不知始于何人，后人从而增之。郑氏谓《序》自为一编，毛公分以置诸篇之首。夫其初之自为一编也，《诗》自《诗》，《序》自《序》，《序》之非经本旨者，学者犹可考见。及其分以置篇之首，则未读经文，先读《诗序》，《序》乃有似诗人所命之题，而《诗》文反若因《序》而作，于是读者必索《诗》于《序》之中，而谁复敢索《诗》于《序》之外哉！宋儒颇有觉其非者，而莫能断也。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，然后足以洗千载之谬。尝因是舍《序》而读《诗》，则虽不烦训诂而意自明；又尝为之强《诗》以合《序》，则虽曲生巧说而义愈晦，是则《序》之有害于《诗》为多，而朱子之有功于《诗》为甚大也。今因朱子所定，去各篇之《序》，使不淆乱乎《诗》之正文，学者因得以《诗》求《诗》，而不为《序》说所惑。若夫《诗》篇次第，则文王之二南而间有平王以后之诗；成王之《雅》、《颂》而亦有康王以后之诗；变雅之中而或有类乎正雅之辞者，今既无从考据，不敢辄更。至若变风强入乐歌，而未必皆有所用；变雅或拟乐辞，而未必皆为乐作，其与《风》、《雅》合编，盖因类附载云尔。《商颂》，商时诗也；《七月》，夏时诗也，皆异代之诗，故处《颂》诗、《风》诗之末。《鲁颂》乃其臣作为乐歌以颂其君，不得谓之风，故系之《颂》。周公居东时诗，非拟朝廷乐歌而作，不得谓之《雅》，故附之《豳风》焉。（《诗序录》。）《春秋经》十二篇，《左氏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文各不同。昔朱子刻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于临漳郡，《春秋》一经止用《左氏》经文，而曰《公》、《谷》二经所以异者，类多人名地名，而非大义所系，故不能悉具。窃谓三《传》得失，先儒固言之矣。载事则《左氏》详于《公》、《谷》，释经则《公》、《谷》精于《左氏》。意者《左氏》必有按据之书，而《公》、《谷》多是传闻之说，况人名地名之殊，或由语音字画之舛，此类一从《左氏》可也。然有考之于义，确然见《左氏》为失，而《公》、《谷》为得者，则又岂容以偏徇哉。呜呼！圣人笔削鲁史，致谨于一字之微，三家去夫子未久也，文之脱谬已不能是正，尚望其能有得于圣人之微意哉！汉儒专门，守残护缺，不合不公，谁复能贯穿异同，而有所去取。至唐啖助、赵匡、陆淳三子，始能信经驳传，以圣人书法，纂而为例，得其义者十七八。自汉以来，未闻或之先也。观赵氏所定三《传》异同，用意密矣，惜其予夺未能悉当。间尝再为审订，以成其美。其间不系乎大义者，赵氏于三家从其多，今则如朱氏意，专以《左氏》为主。傥义有不然，则从其是，《左氏》虽有事迹，亦不从也，一断诸义而已。呜呼！属辞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，今欲因啖、赵、陆三氏遗说，博之以诸家，参之以管见，使人知圣笔有一定之法，而是经无不通之例，不敢随文生义，以侮圣言。顾有此志而未暇就，故先为正其史之文如此。若圣人所取之义，则俟同志者共讲焉。（《春秋序录》。）
谢山《读草庐春秋纂言》曰：「草庐诸经，以《春秋纂言》为最，惜其开卷解『春王正月』，尚沿陈止斋、项平甫二家之谬，盖稍立异于胡《传》而仍失之者。」
《仪礼》十七篇，汉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萧奋，奋授东海孟卿，卿授后仓，仓授戴德、戴圣。大戴、小戴及刘氏《别录》所传十七篇，次第各不同。尊卑吉凶，先后伦序，惟《别录》为优，故郑氏用之，今行于世。《礼经》残缺之余，独此十七篇为完书，以唐韩文公尚苦难读，况其下者！自宋王安石行新经义，废黜此经，学者益罕传习。朱子考定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四经，而谓三《礼》体大，未能叙正。晚年欲成其书，于此至惓惓也，《经传通解》，乃其编类草■，将俟丧祭礼毕而笔削焉，无禄弗逮，遂为万世缺典。每伏读而为之惋惜。窃谓《乐经》既亡，经仅存五。《易》之《彖》、《象传》本与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诸传共为《十翼》，居上下经二篇之后者也，而后人以入卦爻之中。《诗》、《书》之序，本自为编，居《国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、《典》、《谟》、《誓》、《诰》之后者也，而后人以冠各篇之首。《春秋三经》、《三传》，初皆别行，《公》、《谷》配《经》，其来已久，最后注《左氏》者又分《传》以附《经》之年。何居夫《传》文、《序》文与《经》混淆，不惟非所以尊《经》，且于文义多所梗碍，历千百年而莫之或非也，莫之或正也。至东莱吕氏于《易》，始因晁氏本定为《经》二篇、《传》十篇。朱子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各除篇端小序，合而为一，以置《经》后；《春秋》一经，虽未暇详校，而亦剔出《左氏》经文，并以刊之临漳。于是，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悉复夫子之旧。五经之中，其未为诸儒所乱者，惟二《礼经》。然三百三千，不存盖十之八九矣。朱子补其遗缺，则编类之初，不得不以《仪礼》为纲，而各疏其下。脱■之后，必将有所科别，决不但如今■本而已。若执■本为定，则《经》之章也，而以后记、补、传分隶于其左，与《彖》、《象传》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