附《易经》者，有以异乎﹖否也﹖经之篇也，而以传篇、记篇、补篇错处于其间，与《左氏传》之附《春秋经》者有以异乎﹖否也﹖夫以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之四经既幸而正，而《仪礼》一经又不幸而乱，是岂朱子之所以相遗《经》者哉！徒知尊信草创之书，而不能探索未尽之意，亦岂朱子之所望于后学者哉！呜呼，由朱子而来，至于今将百年，以予之不肖，犹幸得私淑其书，用是忘其僭妄，辄因朱子所分《礼经》，重加伦纪。其《经》后之记，依《经》章次秩序其文，不敢割裂，一仍其旧，附于篇终。其十七篇次第，并如郑氏本，更不间以他篇，庶十七篇《正经》，不至杂糅二戴之《记》中。有《经》篇者，离之为《逸经》。礼各有义，则《经》之《传》也，以戴氏所存，兼刘氏所补，合之而为《传》。正《经》居首，《逸经》次之，《传》终焉，皆别为卷而不相紊。此外悉以归诸戴氏之《记》。朱子所辑，及黄氏《丧礼》、杨氏《祭礼》，亦参伍以去其重复，名曰《朱氏记》，而与二戴为三。凡周公之典，其未坠于地者，盖略包举而无遗。造化之运不息，则天之所秩，未必终古而废坏，有议礼制度考文者出，所损所益，盖百世可知也。虽然，苟非其人，礼不虚行，存诚主敬，致知力行，下学而上达，多学而一贯，以得夫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、孔之心，俾吾朱子之学，末流不至为汉儒学者事也。澄也不敢自弃，同志其尚敦勖之哉！
《仪礼逸经》八篇，澄所纂次。汉兴，高堂生得《仪礼》十七篇。后鲁共王坏孔子宅，得《古文礼经》于壁中，凡五十六篇。河间献王得而上之，其十七篇与《仪礼》正同，余三十九篇藏在秘府，谓之《逸礼》。哀帝初，刘歆欲以列之学宫，而诸博士不肯置对，竟不得立。孔、郑所引《逸中溜礼》、《褅于太庙礼》、《王居明堂礼》，皆其篇也。唐初犹存，诸儒曾不以为意，遂至于亡。惜哉！今所纂八篇，其二取之《小戴记》，其三取之《大戴记》，其三取之郑氏《注》。《奔丧》也、《中溜》也、《褅于太庙》也、《王居明堂》也，固得《逸礼》三十九篇之四。而《投壶》之类，未有考焉。疑《古礼》逸者甚多，不止于三十九篇也。《投壶》、《奔丧》篇首与《仪礼》诸篇之体如一。《公冠》等三篇虽已不存，此例盖作《记》者删取其要以入《记》，非复正经全篇矣。《投壶》，《大、小戴》不同，《奔丧》与《逸礼》亦异，则知此二篇，亦经刊削，但未如《公冠》等篇之甚耳。五经之文，殆皆不完，然实为《礼经》之正篇，则不可以其不完而摈之于《记》，故特纂为《逸经》，以续十七篇之末。至若《中溜》以下三篇，其经亡矣，而篇题仅见于注家片言只字之未泯者，犹必收拾而不敢遗，亦「我爱其礼」之意也。
《仪礼传》十篇，澄所纂次。按《仪礼》有《士冠礼》、《士昏礼》，《戴记》则有《冠义》、《昏义》，《仪礼》有《乡饮酒礼》、《乡射礼》、《大射礼》，《戴记》则有《乡饮酒义》、《射义》，以至燕聘皆然，盖周末汉初之人作，以释《仪礼》，而戴氏钞以入《记》者也。今以此诸篇正为《仪礼》之传，故不以入《记》，依《仪礼》篇次，萃为一编。文有不次者，颇为更定，如《射义》一篇，迭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射，杂然无伦，厘 之为《乡射义》、《大射义》二篇。《士相见义》、《公食大夫义》则用清江刘原父所补，并因朱子而加考详焉。于是《仪礼》之经，自一至九经，各有其传矣。惟《觐义》阙，然《大戴朝事》一，实释诸侯朝觐天子及相朝之礼，故以备觐礼之义，而为《传》十篇云。
《周官》六篇，其《冬官》一篇阙，汉《艺文志》序列于礼家、后人名曰《周礼》。文帝尝召魏文侯时老乐工至，因得《春官大司乐》之章。景帝子河间献王好古学，购得《周官》五篇，武帝求遗书得之，藏于秘府，礼家诸儒皆莫之见。哀帝时，刘歆校理秘书，始着于录，略以《考工记》补《冬官》之阙。歆门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读。郑众、贾逵受业于杜。汉末马融传之郑玄，玄所注，今行于世。宋张子、程子甚尊信之。王安石又为《新义》。朱子谓此经周公所作，但当时行之，恐未能尽，后圣虽复损益可也。至若肆为排抵訾毁之言，则愚陋无知之人耳。《冬官》虽阙，以《尚书》《周官》考之，《冬官》司空掌邦土，而杂于《地官》司徒掌邦教之中，今取其掌邦土之官，列于司空之后，庶乎《冬官》不亡，而《考工记》别为一卷，附之于经后云。
《小戴记》三十六篇，澄所序次。汉兴，得先儒所记礼书二百余篇，大戴氏删合为八十五，小戴氏又损益为四十三，《曲礼》、《檀弓》、《杂记》分上下；马氏又增以《月令》、《明堂位》、《乐记》；郑氏从而为之注，总四十九篇，精粗杂记，靡所不有。秦火之余，区区掇拾，所谓存十一于千百，虽不能以皆醇，然先王之遗制，圣贤之格言，往往赖之而存。第其诸篇出于先儒著作之全书者无几，多是记者旁搜博采，剿取残篇断简，会萃成编，无复诠次，读者每病其杂乱而无章。唐魏郑公为是作《类礼》二十篇，不知其书果何如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