霸之别，定次于篇。（《衡运论》。）
（梓材谨案：谢山《札记》云：「长山载入《衡运》诸篇。」）
六合之大，万民之众，有纪焉而后持之。何纪也﹖曰：「天纪也，地纪也，人纪也。天纪不正，不足以为君；地纪不正，不足以为国；人纪不正，不足以为天下。何谓天纪﹖天子无所受命者也。其所受命者，天也，故国君受命于天子，天子受命于天，义至公也。尧有天下七十载而得舜，舜有天下五十载而得禹，舜以德，禹以功。其得天下也，不曰尧、舜与之，而曰天与之也。由禹之后，桀承其纪，而自绝于天，故汤放之。由汤之后，纣承其纪，而又绝于天，故武王伐之。天下不以汤、武为篡，而曰此天吏也。天之所废，孰能兴之﹖天之所兴，又可废乎﹖皆历数也。虞、夏、商、周之取与异道，皆推至诚以顺天者也，而后世欲以诈力为之，始乱天下之大义矣。何谓地纪﹖中国之与夷狄，内外之辨也。以中国治中国，以夷狄治夷狄，势至顺也。自三危、积石，负终南地络之阴，抵太华，而北逾大河，并太行，抵恒山之右，循塞垣，至于濊、貊、朝鲜，是谓北纪胡门也。自岷山、嶓冢，负地络之阳，并商山，抵上洛，而南逾江、汉，至于荆、衡，循岭徼，至于百粤，是谓南纪越门也。其间包有冀、兖、青、徐、荆、扬、豫、梁、雍之地。上党，天下之脊也；宏农分陜，两河之会也，其外四夷居之，风气不同，习俗亦异。虞有三苗之叛，周有昆夷之患，虽有圣人，不能使之同仁，从其族类可也。而后世务勤远略，欲以冠带治之，始失天下之大势矣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由汉之后，汩天之纪者，莫曹操若也。由晋之后，汩地之纪者，莫刘渊若也。魏、晋之事，衰世之事也。以唐高祖、太宗之为君，而不能挈天下归之正者，何也﹖高祖起兵晋阳，下西河，取临汾，鼓行而入长安，除暴隋之禁，约法十有二条，民怀其德，威震海内，与汉何异哉！汉王即位泛水之上，萧王即位鄗南，君子与之。唐受隋禅，独不与焉。非有恶于唐也，杨广弒父与君，天下之首恶也，与天下诛之，天下之大义也，不知出此，而从事于繁文伪饰，犹窃人之钟，自掩其耳，知其不可，而犹为之，是以魏、晋自处矣。太宗承武德之后，以百战之师，命李靖等将之，擒颉利，降伊吾，平党项，西通吐蕃、回纥，南致谢元深，空人之国，俘人之众，謷然自以秦始皇、汉武帝不若也。魏征言之，不听。颜师古、李百药言之，又不听。好须臾之名，忘将来之患，卒从温彦博之议，虚漠南之境，徙其部落，居吾内地，留其君长，备吾屯卫，而帝加号天可汗，刻之玺书，是以夷狄自处矣。以夷狄处者，以夷狄与之；以魏、晋处者，以魏、晋与之，《春秋》之义也，盖将以正天地之纪也。天地之纪不正，虽有人纪，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妇也，朋友之交也，长幼之序也，何自而立哉！而人纪之在天下，固有不可泯焉者也。当魏、晋之初，毛玠、荀彧虽以操之奉献帝为扶宏义、示至公，而当时之士，如甘宁、周瑜、金袆、耿纪之徒，奋不与之。渊虽尊汉安乐，自谓汉氏之甥，而孔恂逆知其奸，睦夸不仕其朝。忠臣孝子，遭时多难，未尝不骈首接于当世，鼎镬在前而不辟，刀锯在后而不顾，吾以是知生人之纪未尝泯也，有能正者，岂难也哉！故天下莫要于人纪，莫严于地纪，莫尊于天纪，乱其一，则其二随之，乱其二，则三者夷矣。汉不乱则操固汉之征西也，晋不残则渊固晋之都尉也。天地之纪不正，由生人之纪先紊之也。非秦、隋之乱，汉高帝、唐太宗亦何自而兴哉！汉承秦之变，变而近正者也。唐承隋之变，变而不善正者也。三纪之立，其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世乎﹖善为天下者，亦法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而已矣！（正纪论。）
人君兼天下之所有，以贵则天下莫与侔其势也，以富则天下莫与较其利也，以权则天下生杀之所由悬也，何求而不得，何为而不成，而必有待于贤者，知天下不可自用也。虽聪明睿知，一堵之外，目有所不见；十室之间，耳有所不闻；万钧之重，力有所不举；百工之事，能有所不通，况天下，大器也，举天下之大器，重任也，而三代之王者，或以不明而克绥先禄，或以幼冲而宏济多难，或负过人之才、强力辩捷而遂亡国丧家，不保其身。岂天下之大器重任，材力者有所不堪，而幼冲不明者能胜之哉！太甲、成王以有伊尹、周公为之辅佐，故天下不劳而治。夏癸、商辛有终古、龙逢而不能听，有胶鬲、商容而不能用，故天下不治而底于灭亡。用得其人，则太甲之不明，成王之幼冲，可以迁善改过，缉熙光明，而为令主；不得其人，而自用之，则虽夏癸之勇力，商辛之辩捷，负过人之才，而不免为独夫。得失之机，不可不审也。亡国之人，非尽不肖；兴王之臣，非必皆贤，天之生才，何代无之！伊尹、仲虺、巫咸、甘盘、傅说非尽生于亳邑也，闳夭、泰颠、散宜生、南宫适、太公望非尽出于丰、镐也，亦非素有位而贵也。遇之以其道，则耕筑渔钓、远田野海滨之人皆起而任公卿大臣之责，伊尹、傅说、太公望之于商、周是也。遇之不以其道，虽千乘之国，万锺之粟，曾不足以延搢绅游谈之士，孟轲氏之于齐、梁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