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理无不完具。惟其各是一样，故须穷理致知，而万物之理方始贯通。以此推之，圣贤言语，更相发明，只是一义，岂不自博而反约哉！「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则」，于民之下，又言有物者，何也﹖有物者，就人身上有耳、有目、有手、有足、有君臣、有父子之类而言也。有此等物，便有此当然之则。如耳聪目明，手恭足重，君仁臣忠，父慈子孝之类是也。然此当然之则，固无物不体，而此理之妙，实根于人性之本然。惟人之生，各禀此有常之性，所以应事接物，皆好此美德，而不容已也。所谓美德，即所谓物之则也。其曰「好是懿德」是云者，即指上文有则而言也。孔子又加一必字于有则之上，加一故字于好是之上，其旨愈明矣。刘子曰：「民受天地之中以生，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。」亦此意也。干尝谓此四句，便该括了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许多说话，非大圣人不能言也。自有天地以来，如人心道心四句，及此四句，皆是天心正法，传授世人，不可轻将寻常诗句读过也。且如大德小德，亦只是此意。秉彝便是大德，好德便是小德，世闲只是一个道理也。
统体太极各具，太极则兼体用，毕竟统体底又是体，各具底又是用。有统体底太极，则做出各具底太极。语大语小，则全指用而言，毕竟语大底是全体，语小底是用。天命谓性是未发，毕竟是体；率性谓道是人所常行，毕竟是用。大德而敦化，毕竟是体；小德而川流，毕竟是用。若浅看，则一段是一段；更深入思量，则又觉相似都凑。不知如何﹖（以上《复叶味道》。）
来教谓喜怒哀乐属于人心为未当，必欲以由声色臭味而喜怒哀乐者为人心，由仁义礼智而喜怒哀乐者为道心，以经文义理考之，窃恐不然。朱先生《中庸序》云：「人心发于形气之私，道心原于性命之正。」形气在我，如耳目口鼻是也。声色臭味在物，岂得以发于声色臭味者为人心乎。朱先生云：「虽上知不能无人心。」今以由声色臭味而喜怒哀乐，则是圣人未免于逐物也，而可乎﹖谓由仁义礼智而喜怒哀乐者为道心，则《乡党》一篇，委蛇曲折，焕乎其文章，莫非由仁义而发也，曷为而以道心为惟微乎﹖人指此身而言，道指此理而言。发于此身者，则如喜怒哀乐是也；发于此理者，则仁义礼智是也。若必谓兼喜怒哀乐而为道心，则理与气混然而无别矣。故以喜怒哀乐为人心者，以其发于形气之私也；以仁义礼智为道心者，以其原于性命之正也。人心道心相对而言，犹《易》之言器与道，《孟子》之言气与义也。人心既危而易陷，道心复微而难明，故当精以察之，则喜怒哀乐之闲皆见其有当然之则，又当一以守之，使之无一念而不合乎当然之则，然后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。（《复李公晦》。）
程、谢、尹所论敬处，固兼动静，无浅深，亦各就持敬处见得一个意思，各立为一说以形容之。今谓谢、尹之说只是发明主一之意，恐未必有此意耳。就三先生说处，各自体认凑合将来，见得敬字愈觉亲切。今只欲就主一两字上欲该括谢、尹之说，却恐看得谢、尹之说未免疏略耳。明德不言性而言心。杨德渊惠书亦录云：「所答之语，此但当答以心之明，便是性之明，初非有二物，则直截简径。使之自此思索，却见得分晓。」今观所答，是未免以心性为两物也。如「也，其心三月不违仁」，则心自是心，仁自是仁。如《孟子》言「仁，人心也」，则仁又便是心。《大学》所解明德，则心便是性，性便是心也。所答之病，既误以心性为两物，而又欲安排并合，故其说颇觉费力。心之能为性情主宰者，以其虚灵知觉也。此心之理炯然不昧，亦以其虚灵知觉也。自当随其所指，各自体认，其浅深各自不同。心能主宰，则如谢氏常惺惺之谓。此只是能持敬，则便能如此。若此心之理，炯然不昧，如《大学》所谓明德，须是物格知至，方能如此，正不须安排并合也。《洪范》五行五事之说，近亦尝思之。前辈所说，决然不是。以庶征观之，自可见。但貌言视听思之所以配水火木金土，则恐来说未免穿凿耳。干亦尝反复思之，只以造化及人生之初验之，便自然合。天一生水，水便有形。人生精血，凑合成体，亦若造化之有水也。地二生火，火便有气。人有此体，便能为声。声者，气之所为，亦若造化之有火也。水阴而火阳，貌亦属阴，而言亦属阳也。水火虽有形质，然乃造化之初，故水但能润，火但能炎，其形质终是轻清。至若天三生木，地四生金，则形质已全具矣，亦如人身耳目既具，则人之形成矣。木阳而金阴，亦犹视阳而听阴也。只以此配之，则人身便是一个造化，理自分明。似此等处，只得如此观看，耳目口鼻之配五行四象，亦自分明。耳属肾，肾即水，水即太阴。目属肝，肝即木，木即少阳。口属脾，脾属土，土王于夏秋之间，即太阴少阳之合。鼻属肺，肺属金，金即少阴，亦是自然之理如此，初无可疑也。至于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则老氏之所谓道，而非吾儒之所谓道也。明道云：「天下之物，无独必有对。若只生一，则是独也。一阴一阳之谓道，道何尝在一之先，而又何尝有一而后有道哉。易有太极，易即阴阳也， 太极何尝在阴阳之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