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所以然也。其言要而易知，其事简而易行，学者于此而持循焉，则吾之固有而无不善者，将不待他求而得之也。次言知仁勇三德者，因君子之中庸，小人之反中庸，皆生于气禀之清浊，物欲之多寡，而有异也，故必知之明，行之力，而终之以勇，而后气禀物欲不能以累其固有而无不善也。末言诚之一字者，又因天道人道之分，以见天下之理无不实，欲人实用其力，以全天理之实也。此即子思子所以教人之大旨也。曰戒惧谨独者，静存动察之功。能若是，则吾之具是性而体是道者，固已得之矣。又曰知仁勇者，致知力行之功也。能若是，则由性以达夫道者，举合乎中庸，而无过不及之差也。曰诚者，则由人以进夫天，圣贤之极致也。是非其言之极其详乎﹖戒惧于不睹不闻之际，谨独于至微至隐之中，则所谓静存动察者切矣。曰知矣而继之以仁，曰仁矣而继之以勇，加之以弗措之功，而勉之以己百己千之力，则所谓致知力行者切矣。其言诚也，本于择善固执之始，而成于无声无臭之极，盖至于所谓大而化之。过此以往，莫之或知也者，岂非又极其切者乎﹖若不极其详，则学者用心，或安于偏见；不极其切，则学者用功，或止于小成。此子思子忧虑天下后世而为是书也。
勉斋文集
《大学》首章无他疑。但向者以为明德之发于外者，昭著而不可掩也。今之解注，乃存于中者，洞彻而无所蔽也。故鄙意以为莫若合内外而言之。虚灵指存于中者而言，昭著指发于外者而言。如辉光之类，皆指外者而言之。今既未能不疑，且守师言，就本领上看，尤为有味也。明德只得如章句所说，然其间亦难看，更以格字、致字、诚字、正字、修字与明字相参，见得分晓，方理会得先生旨意。
承教持守之方，别恐亦无他说。前辈及先师言之详矣，亦只是不为与为之不力耳。然亦有一说。致知、持敬两事相发人心，如火遇木即焚。遇事即应，惟于世闲利害得丧及一切好乐见得分明，则此心亦自然不为之动，而所为持守者，始易为力。若利欲为此心之主，则虽是强加控制，此心随所动而发，恐亦不易遏也。便使强制得下，病根不除，如以石压草，石去而草复生矣。此不可不察也。不知高明以为如何﹖干老矣，未能忘禄。非录之不可忘也，不仰禄则又须别求。所以餬其口而劳心，害义反甚于仰禄。以是东西南北，惟命是从，何去就出处之敢言！何功名事业之敢望！特汩没世俗，学问尽废，大为师门之罪人，不敢自文也。敬子果如何﹖来书所谓「甚费造化，断不可辞」，此语却与向来议论不同。今之出仕，只是仰禄，不得已，若为合义，则非所敢闻。只管如此立说，却是浙间议论也，又不知高明以为如何﹖敬子既是应举得官，又家贫，未能不仕，从之亦无害也。（以上《与胡伯量》。）
承诲以朋友讲问之详，甚幸甚喜。干之愚陋，何足以折衷之﹖所说大抵皆善。人心道心之说，恐如契兄所云者为是。李所谓人心气也，余所谓性之正者，皆未精确也。道体之说，此更宜讲究。谓但指隐而言者，岂所以为道体之全邪﹖体字不可以体用言，如今所谓国体、治体、文体、字体，亦曷尝对用而言邪﹖所谓道体者，无物不在，无时不然，流行发用，无少间断。如曾者，真是见得此理，然后从容自得，有以自乐。今之局促迫狭，寻行数墨辄拘碍者，岂亦于此有未洒然者邪﹖主敬、致知两事，相为经纬，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见者，恐亦于此有所未思耳。
持守之方，无出主敬。前辈所谓常惺惺法，已是将持敬人心胸内事摹写出了，更要去上面生枝节，只恐支离，无缘脱洒。所谓座右铭四句者，不知先师文集有邪﹖抑故友程君之语也﹖是必非夫子之言。若程君思索所到，则恐画蛇寻足，愈支离而愈鹘突矣，安得起之九原，一叩所疑邪﹖
《易本义》不暇细观，但先天六十四卦圆图已大错缪。所谓有小圈者，特其小失耳。今以印策论之，则印策中缝之左，即《干卦》，右即《姤卦》。《干》、《姤》二卦夹在策缝左右，乃今所印本《恒》、《巽》之位，即先天《干》、《姤》之位也。《干》、《姤》居正南，《坤》复居正北，故曰冬至子之半是也。若今所印，则冬至在亥子之闲矣，知《干》、《姤》在策缝之中，则伏羲八卦图以《干》为南，以《坤》为北，可以类推矣。此乃《易》之宗祖，宜亟正之。又圆图后语，有圆布者，有方布者，则六十四卦圆图之中当有方图，岂可有其语而无其图邪﹖（以上《复胡伯量》。）
道之在天下，一体一用而已。体则一本，用则万殊。一本者，天命之性；万殊者，率性之道。天命之性，即「大德之敦化」；率性之道，即「小德之川流」。惟其「大德之敦化」，所以语大莫能载。惟其「小德之川流」，所以语小莫能破。语大莫能载，是万物统体一太极也。语小莫能破，是一物各具一太极也。万物统体一太极，此天下无性外之物也。一物各具一太极，此性无不在也。尊德性，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；道问学，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。自性观之，万物只是一样。自道观之，一物各是一样。惟其只是一样，故但存此心，而万事万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