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正者，顷刻而失之，即为不正。有可以形观者，有不可形观者。必以形观人，则不足以知人。必以形绳人，则不足以教人。」又曰：「今天下学者，惟有两途：一途朴实，一途议论。」足以明人心之邪正，破学者窟宅矣。一生饭次交足，饭既，先生谓之曰：「汝适有过，知之乎﹖」生曰：「已省。」其规矩之严又如此。淳熙元年，授靖安主簿。丁忧。服阕，调崇安。九年，以侍从荐，除国子正。迁敕命所删定官。轮对除将作监丞，给事王信疏驳，主管台州崇道观。既归，学者愈盛。每诣城邑，环坐二三百人，至不能容。结茅象山，学徒复大集。居山五年，来见者案籍踰数千人。绍熙二年，除知荆门军。故事太守下车，必先揭约束，延宾受牒，皆有日期。吏以白，先生曰：「安用是！」宾至即见，持牒即入，无早暮。于是下情尽达，两造有不持状对辩求决者。郡已大治。荆门素无城壁，先生以为四战之地，遂议筑之，二旬而毕。郡于上元设醮，为民祈福，先生乃会吏民讲《洪范》敛福锡民一章以代之，发明人心之善，所以自求多福者，听者莫不晓然，至有泣下者。三年，卒官，年五十四。嘉定十年，赐谥文安。（云濠案：先生着有《象山集》三十二卷，附《语录》四卷。）
宗羲案：先生之学，以尊德性为宗，谓「先立乎其大，而后天之所以与我者，不为小者所夺。夫苟本体不明，而徒致功于外索，是无源之水也」。同时紫阳之学，则以道问学为主，谓「格物穷理，乃吾人入圣之阶梯。夫苟信心自是，而惟从事于覃思，是师心之用也」。两家之意见既不同，逮后论《太极图说》，先生之兄梭山谓「不当加无极二字于太极之前，此明背孔子，且并非周子之言」。紫阳谓「孔子不言无极，而周子言之。盖实有见太极之真体，不言者不为少，言之者不为多」。先生为梭山反复致辩，而朱、陆之异遂显。继先生与兄复斋会紫阳于鹅湖，复斋倡诗，有「留情传注翻榛塞，着意精微转陆沈」之句，先生和诗，亦云「易简工夫终久大，支离事业竟浮沈」。紫阳以为讥己，不怿，而朱、陆之异益甚。（梓材案：鹅湖之会在淳熙二年，鹿洞之讲在八年，已在其后。太极之辩在十五年，又在其后。梨洲说未免倒置。）于是宗朱者诋陆为狂禅，宗陆者以朱为俗学，两家之学各成门户，几如冰炭矣。嗟乎！圣道之难明，濂洛之后，正赖两先生继起，共扶持其废堕，胡乃自相龃龉，以致蔓延今日，犹然借此辨同辨异以为口实，宁非吾道之不幸哉！虽然，二先生之不苟同，正将以求夫至当之归，以明其道于天下后世，非有嫌隙于其闲也。道本大公，各求其是，不敢轻易唯诺以随人，此尹氏所谓「有疑于心，辨之弗明弗措」，岂若后世口耳之学，不复求之心得，而苟焉以自欺，泛然以应人者乎！况考二先生之生平自治，先生之尊德性，何尝不加功于学古笃行，紫阳之道问学，何尝不致力于反身修德，特以示学者之入门各有先后，曰「此其所以异耳」。然至晚年，二先生亦俱自悔其偏重。稽先生之祭东莱文，有曰：「此年以来，观省加细。追维曩昔，麤心浮气，徒致参辰，岂足酬义！」盖自述其过于鹅湖之会也。《与诸弟子书》尝云：「道外无事，事外无道。」而紫阳之亲与先生书则自云：「迩来日用工夫颇觉有力，无复向来支离之病。」其别《与吕子约书》云：「孟子言，学问之道，惟在求其放心。而程子亦言，心要在腔子里。今一向耽着文字，令此心全体都奔在册子上，更不知有己，便是个无知觉、不识痛养之人，虽读得书，亦何益于我事邪！」《与何叔京书》云：「但因其良心发见之微，猛省提撕，使此心不昧，则是做工夫底本领。本领既立，自然下学而上达矣！若不见于良心发见处，渺渺茫茫，恐无下手处也。」又谓：「多识前言往行，固君子所急，近因反求，未得个安稳处。却始知此，未免支离。」《与吴伯丰书》自谓：「欠却涵养本原工夫。」《与周叔谨书》：「某近日亦觉向来说话有太支离处，反身以求，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。因此减去文字工夫，觉得闲中气象甚适。每劝学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、求放心两章，着实体察，收拾此心为要。」又《答吕子约》云：「觉得此心存亡，只在反掌之闲，向来诚是太涉支离。若无本以自立，则事事皆病耳，岂可一向汩溺于故纸堆中，使精神昏蔽，而可谓之学！」又书「年来觉得日前为学不得要领，自身做主不起，反为文字夺却精神，不为小病。每一念之，惕然自惧，且为朋友忧之。若只如此支离，漫无统纪，展转迷惑，无出头处。」观此可见二先生之虚怀从善，始虽有意见之参差，终归于一致而无闲，更何烦有余论之纷纷乎！且夫讲学者，所以明道也。道在撙节退让，大公无我，用不得好勇■很于其闲，以先自居于悖戾。二先生同植纲常，同扶名教，同宗孔、孟。即使意见终于不合，亦不过仁者见仁，知者见知，所谓「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」。原无有背于圣人，矧夫晚年又志同道合乎！奈何独不睹二先生之全书，从未究二先生之本末，糠秕眯目，强附高门，浅不自量，妄相诋毁！彼则曰「我以助陆子也」，此则曰「我以助朱子也」，在二先生岂屑有此等庸妄无谓之助己乎！」昔先子尝与一友人书：「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