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古君臣之职，君之所得为，必以命于相，相之所得为，必以归于君，此古今通义也。舜以股肱耳目命禹，禹复戒舜而终以明良之歌。考其大意，似舜尽欲以其职委禹，禹戒以亦自听览，无专畀臣下，安于纵逸也。然陶以为，「元首丛脞，股肱惰，万事堕」，则是君终不当自为也。靖郭君劝齐宣王：「五官之政，日听数览。」既而厌之，靖郭君由是得专齐权。夫六卿各自以职倡九牧，相犹无所司，而况于君。收五官而自任，己不能久，又以与人，君相之职兼失矣。始皇程书决事，盖不足论。汉高、惠事尽出萧、曹、文、景虽稍自亲，然陈平犹谓「有主者」，则是时公卿各自分职，丞相至欲斩邓通、错，尚循古义也。孝武初年，更用一项文士，中我相应以分外朝之势。及赵禹、张汤更进，宰相束手，自是君相之职涣然离异，君所欲为，不复以命相，相一切听其君所为矣。其后尚书权益重，领录出宰相上。魏初，别置秘书，仍典尚书所奏，寻改中书。刘放、孙资、倾动中外，侍中给事黄门，通掌门下，最为禁密。则尚书更是外朝，而中书门下乃天子之私人。其后又有内尚书，由外达尚，转尚入中，所行可否，皆自内决，人主之职，十倍宰相，已增者不可损，已成者不可改也。
「六卿」，天官事最繁，而公、孤职任甚简，故学者多云冢宰即宰相，或云公、孤兼行，非也。冢宰，乃有司之长，职治其事以佐上者有司，明其道以弼上者宰相。
皇甫谧能道自分界中言语，非耀文华者所能至。
销兵本欲休息百姓，而学者尤其弛备。然左射狸首，右射驺虞，裨冕搢笏，明堂耕藉，此成周销兵节次也。则销兵未必非，视其君思治进德何如耳。不然，后世忘战者岂少邪！
李暠言：「经史道德如釆菽中原，勤之者则功多。」此语当记。然所谓勤者，非渔猎搜取、课劳计获而后能也。
晋有正始微言，胜会韵士，至于江左，虽安民之道不足，而扶世之志未衰，学者未宜略也。
伊尹谓「肇修人纪」，后世虽不足议此，然周之诸侯，大者秦、楚，小者鲁、卫，传世数十。盖其为国，尚皆有本末，更仆迭起，而维持制服之具与之并行，所以久而犹存，不止富贵自身也。李斯首破坏此事，君臣俱得富贵，然亦相随而亡。西汉虽皆李斯余本，但时作一二，有所凭借，故享国麤久，此后无有知者。诸葛亮以管、乐自比，恐未必能及。其余君臣上下，自富贵娱乐，一身之外，更无他说，以致国祚短促，皆其自取。
沈约叙祓除事，约固非知经。然近世学者以浴沂舞雩为知道一大节目，意料浮想，遂为师传，执虚承误，无与进德，则其陋有甚于昔之传注者。
「欲者性之烦浊，气之熏蒸」，「虽生必有之，而生之德犹火含烟，桂怀蠹，故性明者欲简，嗜繁者气昏」。文士中颜延之颇存义理。
西南夷、诃罗、阿罗单、婆达、师子、天竺、迦毗黎所通表文，皆与佛书之行于中国者不异。然则今释氏诸书，是其国俗之常文，中国人不晓，相崇尚以为经耳。微言妙义与夫鬼神之贯通，诚无闲于夷夏。然彼可以施之于我，而我不得以革之于彼，其浅深之不同，雅俗之不合，孟子所谓「未闻变于夷」者也。
玄之陋，非有益于道也，然当时贵之，预在此学者不为凡流，则是犹能以人守学。后世以性命之学为至贵，而其人不足以守学，百余年闲，视玄愈下矣。
张融《自序》言：「丈夫当删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制礼乐，何至因循寄人篱下！」言诚太狂，然人具一性，性具一源，求尽人职，必以圣人为师，师圣人必知其所自得，以见己之所当得者。若随世见闻，转相师习，枝缠叶绕，不能自脱，锢人之才，窒人之德者也。
王戒诸子以儒家、道家、释氏「虽为教等差，而义归汲引」。自南北分裂，学者以周、孔与佛并行，其言乘异，不自知其可笑。《六家要指》，司马父子之故意也，使佛学已出于汉，则太史公亦更增入一家。譬若区种草木，不知天地正性竟复何在。然则如韩愈知识，乃是数百年而一有，豪杰之士，何其难也！
中国之学，自不当变于夷。既变而从之，而又以其道贬之，颠倒流转，不复自知。
祖望谨案：此盖指当时之染于禅而又排之者。
徐遵明指其心，谓「真师正在于此」。古者师无误，师即心也，心即师也。非师无心，非心无师。以《左氏》考之，周衰设学而教者，师已有误，故其义理渐差。及至后世，积众师之误，以成一家之学，学者惟师之信而心不复求。遵明此语，殆千载所未发。虽然，师误犹可改，心误不可为，此既遵明所不及，而以心为陷者方滔滔矣。
高洋敬礼陆法和，盖畏冥祸。予尝论世人舍仁义忠信常道而趋于神怪，必谓亡可为存，败可为成，然神怪终坐视成败存亡，而不能加一毫知巧于其闲，而亡果能存，败果能成，必仁义忠信常道而后可。盖人力之所能为，决非神怪之所能知，而天数所不可免，又非神怪所能豫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