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经而谬于文，《上林》、《大人》诸赋是也。
汉世以术数操纵为吏，赵广汉尤为民所称。强家巨姓，盗夺纵横，自古皆有，必待有以胜之而后能使小民得职，则周公教康叔，成王命君陈，皆无用矣。若后世吏术不明，妄以廉明自许，但欲其下重足敛迹而善恶颠倒者，又广汉之徒所不为。
王嘉有云：「慎己之所独向，察众人之所共疑。」可谓名言。
光武、明帝以儒学饰吏事，心诚好之，而本质克治不尽。其臣佐，才有所止，未能迪德，过不专在人主也。
郑玄虽曰「括囊大典，网罗众家，删裁繁芜，刊改漏失」，然不过能折衷众俗儒之是非耳，何曾望见圣贤藩墙！
锺离意《疏》：「百姓可以德胜，难以力服。」「《鹿鸣》之诗必言燕乐者，以人神之心洽，然后天气和。」有味哉，其言之也！推其所行，措之三代不难。
古之人才，必在分限之内，上自禹、稷，下至方、召，能成天地不及之功，然未有踰分越限者，虽春秋时尚然。及苏、张资揣摩之学，韩、彭起飘扬之思，张骞、陈汤凿空外国，乃有分外人材。而班超以三十六人开西域，其后愈降，分内者枯竭不继，如济水之绝，分外者诞漫不，如幻人之奏，俱无用矣。
乐恢诮杜安「干人主以窥踰」，孟子所谓龙断、穿窬者也。孟子以后至西汉，未有达此理者。西汉末，节士始渐知之。王良之友所谓「屑屑不惮烦」，所以成东汉之俗。
仲长统二诗，放弃规检，以适己情，自是风雅坏，而建安、黄初之体出。
崔实《政论》绝无义，其大意不过病季世宽弛，欲以威刑肃之，不知乱亡之证不在此。
黄叔度为后世颜子。观孔子所以许颜子者，皆言其学，不专以质。汉人不知学，而叔度以质为道，遂使老、庄之说与孔、颜并行。
以善形恶，自是义理中偏侧之累，故孟子谓「以善养人，然后能服天下」。东汉儒者，欲以不平之意加于敝法之上，以胜天下之不肖，宜其累发而累挫也。
吴佑、延笃，进不求名，自行其志。凡人所愿于世者，能淡薄而以厚自处，则寡怨而远罪矣。如佑与笃，未尝不正其言行，而卒免于乱世，率是道也。
党锢之祸，实由太学，盖是时诸生三万余矣。唐、虞、三代之为学，其君皆圣贤，以身所行，与士相长，取材任官，又与相治。后世不然，如贾、董之流，尚不知人主当自化，而徒欲立学以化人，如明帝始终以学为重，然褊察无宏裕之益，其意谓不迁怒、不贰过，惟用之诸生而已，此知劝学而不知明义之过也。况翟酺、左雄，止要盖千百闲好屋，使四方游士自来自去，于人主好尚，国家教养，了无干涉，师门徒者踵陋习，希辟召者养虚声，贤否相蒙，名实相冒，激成大难，皆太学为之。至鸿都，以词赋小技掩盖经术，不逞趋利者争从之，士心益蠹，而汉亡矣。群聚天下学者，使之极盛，而人主庸騃，视为赘疣身外之物，其势固必至此。故予以为，群萃州处，非管仲语。若人主不自为学，徒设学以教之，欣厌不同，忿心欻起，小则为然明之毁，大则为东汉之禁。
彭城王据《玺书》：「『惟圣罔念作狂，惟狂克念作圣』，古人垂诰乃至于此。」「常虑所以累德者而去之，则德明矣。开心所以为塞者而通之，则心夷矣。慎行所以为尤者而修之，则行全矣。」此作诏者，非能解释义理，而言与之合。
和洽言：「古之大教在通人情。」所谓不以格物者也。又言：「勉而行之，必有疲瘁。」「疲瘁」二字，深得其要，故古人以利和义，不以义抑利。
末世所谓度内者，皆愚儒；所谓度外者，皆群不逞。安得度内而非愚，度外而非不逞者！
魏明帝不能从杨阜、高堂隆之谏节减宫室，而欲传苏林、秦静之业课试学者，缓其实而急其华，汉武帝误之也。
亨国久近，在其人之心量广狭。孙权残民以逞，故身死而不振。司马德操谓：「儒生俗士，岂识时务，识时务者，在乎俊杰。」自末世，揣时变者负算略，语世事者极纵横，而儒生稽古以俗士废焉。德操所谓俊杰，幸有亮在，然犹未免于纵横。法正之流，勿数可也。
诸葛亮、庞统以诈取刘璋，所谓识时务者欤﹖如此俊杰，比之古人，更当吉蠲以荐明德。
诸葛亮曰：「臣死之日，不使内有余帛，外有赢财，以负陛下。」及卒，如其所言，此所以能服一世也。然以上当更有事。
「司马徽釆桑树上坐，庞统树下共语，自画至夜」。微行懿筐之闲，乃有王霸之略，足以乐而忘忧，贫贱诚不能为士累也。
「晋永宁元年，自正月至闰月，五星互经天」。当是时，天下之乱固大。然《左传》叔兴既占齐、鲁、宋事无不验，又言「君失问，吉凶由人」。盖先王旧学，天不胜人，叔兴尚有闻也。然自此占验终胜，而人道不立，故予以为五星互经天，虽变异最大，苟人道有以消复，犹不当豫占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