矣，故有以《战国策》为奇书者。
羲、黄为文字之始，而孔子断自尧、舜，盖亦不起自孔子也。禹、共明治道，祖述旧闻，其时去黄、颛不远，所称道德广大，皆独曰尧、舜，未有上及其先者。岂夸祢而忘祖哉！以为神灵不常，非人道之始，阙不敢论，非掩之也。故稽古而陈之，君止尧、舜，臣止禹、陶，而羲、黄、后、牧之伦不与焉。史迁未造圣人之深旨，特于百家杂乱之中，取其雅驯者而着之，然既数千年，所言不可信，审矣。
项籍「学书不成，学剑又不成，学兵法。上世教法尽废，而亡命草野之人出为雄强。
明于道者，有是非而无今古。至学之则不然，不深于古，无以见后，不监于后，无以明前，古今并策，道可复兴，圣人之志也。卓然谓王政可行者，孟子也；晓然见后世可为者，荀卿也。然言之易者行之难，不可不审也。
《天官书》，星文，占验家所存，方术所眩，晏子、子产之所不道。
《书》「懋迁有无化居」，周讥而不征，春秋通商惠工，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，流通货币，故子产拒韩宣子一环不与。汉高帝始行因辱商人之策，至武帝始有算船告缗之令，极于平准，取天下百货自居之。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，抑末厚本，非正论也。果出于厚本而抑末，虽偏，尚有义。若夺之以自利﹖何名为抑﹖
周人崇尚报应，史迁所称唐、虞之际有功德臣十一人，而陈氏篡盗，亦曰舜所致，则是不复论天德也。孔、孟之论曰：「舜、禹之有天下也，而不与焉！」则虽势位消歇，而道德自存，迁所未知。
王莽时通知锺律者，所言声数、度量、权衡，无不傅合于《易》。又传伶伦定律本，物皆由律起，妄矣。自司马迁言「六律为万事根本」，汉人之论因之。《书》言「同律、度、量、衡」，古亦以律度数同为一物，未尝言皆由律起，而孔子赞《易》，无以八卦合度、量、权衡之文。羲、和之法不可见，司马迁造律，始以律之龠起，刘歆又推《春秋》与《易》参合为一书。案尧、舜时《易》道未备，三代以前未有《春秋》，古历法盖不起于律，《易》亦不兼历数。以今逆古，皆无用之虚词。
人主以有德王，无德亡。至驺衍妄造五德胜克，孔、孟之徒未尝言也。
「阴阳之精，本在地而上发于天」，后世天文术家固未有能言此者。然圣人敬天而不责，畏天而不求，天自有天道，人自有人道，历象璇玑，顺天行以授人，使不异而已。若不尽人道，而求备于天以齐之，必如「影之象形，响之应声」，求天甚详，责天愈急，而人道尽废矣。
经星之传，远自尧、舜，其时诸侯尤多，而星吉凶所不主，占验家固无其文也。《左氏》载祸福，其后始争以意推之。天文、地理、人道，本皆人之所以自命，其是非得失，吉凶祸福，要当反之于身。若夫星文之多，气候之杂，天不以命于人，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，曰天有是命，则人有是事，此古圣贤所不道。
刘向为《五行传》，归于劘切当世。然《洪范》之说，由此隳裂。
箕子陈《洪范》，曰天所以锡禹，今寻《典》、《谟》，不载被锡之由。若禹不自言所得于先，而箕子独明其所传于后，以是为三代之秘文，此后世学者之虚论也。禹以六府、三事为九功，戒之董之。六府即五行，三事则庶政群事也。戒之董之，福极之分也。九功九畴，名异而实同也。禹言略，箕言详，天之所锡，非有甚异不可知，盖劝武王修禹旧法，乃学者以为秘传，迷妄臆测相与串习。以吾一身视听言貌之正否，而验之于外物，则雨、旸、寒、燠皆为之应，任人之责，而当天之心，出治之效，无大于此。今必一一配合牵引已事往证，分剔附着，而使《洪范》经世之成法，降为灾异阴阳之书，可为痛哭。
汉武欲闻大道之要，至论之极，仲舒前以灾异禁之，后以勉强开之。所禁者为难信无用之迂说，所开者为可喜旋至之立效，则尧、舜、禹、汤之所为兢惕畏慎者终于不存，而唐、虞、商、周、之所以歆羡矜侈者四面而至矣，是于武帝之病方将豢而深之，岂能治哉！
以乐论治可也，求治而以乐为先，钟鼓管弦之存，何救于德之败乎﹖而仲舒亦以乐为先，躬行之实废矣。又终于祥瑞，尤躬行者之讳也。
汉武动民于干戈，习俗于奸诈，仲舒虽能泛然讽导其外，未能戚然救止其内。
居君子位，为庶人行，诚后世通患。然师友议论以此自责则可，以此教人主、责士大夫则不可。盖人主当化小人以有耻，不当疑君子以无耻也。疑君子以无耻，则人才扫地，不可振矣。
「正谊不谋利，明道不计功」，初看极好，细看全疏阔。古人以利与人，而不自居其功，故道义光明。既无功利，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。
凡正言之理无不具，而隐显上下交相明者，古人所以为经也。旁言之必酌于理，使是非得失有所考者，后人所以为文也。若夫穷虑殚词，以无为有，自处于妄而后反之正，此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