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书》。仁人无敌于天下，以至仁伐不仁，而何其血之流忤也﹖」曰：「纣一人恶邪﹖众人恶邪﹖众皆善而纣独恶，则去纣久矣，不待周也。夫为天下逋逃主，萃渊薮，同之者可遽数邪﹖纣亡则逋逃者曷归乎﹖其欲拒周者人可数邪﹖血流漂杵，未足多也。」或曰：「前徒倒戈，攻于后，以北。故荀卿曰杀者皆商人，非周人也。然则商人之不拒周，审矣。」曰：「如皆北也，焉用攻﹖」又曰：「甚哉：世人之好异也！孔子非吾师乎﹖众言驩驩，千径百道，幸存孔子，吾得以求其是。《虞》、《夏》、《商》、《周》之《书》出于孔子，其谁不知﹖孟子一言，人皆畔之。畔之不已，故今人之取孟子以断《六经》矣。呜呼，信孟子而不信经，是犹信他人而疑父母也。」
余隐之曰：《鲁语》曰：「俎豆之事，则尝闻之矣。军旅之事，未之学也。」孔子之意可见矣。客有问陶弘景注《易》与《本草》孰先，陶曰：「注《易》误，不至杀人。注《本草》误，则有不得其死者。」世以为知言。唐子西尝曰：「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经。注《本草》误，其祸疾而小。注《六经》误，其祸迟而大。」前世儒臣引经误国，其祸至于伏尸百万，流血千里。《武成》曰「血流漂杵」，武王以此自多之辞。当时倒戈攻后，杀伤固多，非止一处，岂至血流漂杵乎﹖孟子深虑战国之君以此借口，故曰「尽信《书》则不如无《书》」。而谓血流漂杵未足为多，岂示训之意哉﹖经注之祸，正此类也。反以孟子为畔经，是亦惑矣。谓《虞》、《夏》、《商》、《周》之《书》出于孔子，人宜取信。《诗》非孔子之删乎﹖《云汉》之诗曰：「周余黎民，靡有孑遗。」信斯言也，则是周无遗民也。请以此说为证。
或曰：「孟子之心，以天下积乱矣，诸侯皆欲自雄，苟说之以臣事周，孰能喜也﹖故揭仁义之竿，而汤、武为之饵，幸其速售，以拯斯民而已矣。」曰：「孟子不肯枉尺直寻，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，其肯屑就之如此乎﹖夫仁义又岂速售之物也﹖『子哙不得与人燕，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』，固知有周室矣。天之所废，必若桀，纣，周室其为桀、纣乎﹖盛之有衰，若循环然。圣王之后不能无昏乱，尚赖臣子扶救之尔。天下之地，方百里者有几﹖家家可以行仁义，人人可以为汤、武，则六尺之孤，可托者谁乎﹖孟子自以为好仁，吾知其不仁甚矣。」
余隐之曰：汤居亳，小国也。伊尹相汤，使之伐夏救民。桀虽无道，天子也，君也。汤有道，诸侯也，臣也。伊尹胡不说汤率诸侯而朝夏乎﹖行李往来，至于五就，观时察变，盖已熟矣。不得已为伐夏之举，致汤于王道，固非盛德之事，后世莫有非之者，以能躬行仁义，顺天应人故也。自非伊尹之圣，安能任其责哉﹖文王在丰，亦小国也。文王之于纣，与汤之于桀，事体均也。其所以异者，时焉而已。观其得太公而师事之，伐崇遏莒戡黎，虽曰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亦以历数未归，得以尽其臣节。至武王，则赫然有翦商之志。又况商纣罪恶贯盈，又过于桀，而此十乱之贤为之辅相，虽欲率诸侯遵文考之道而事纣，莫可得矣。此所以兴牧野之师而建王业也。孟子之于列国，说之以行仁政者，不过言治岐之事而已；说之使为汤、武者，不过以德行仁而已；说之以行王道者，不过乎使民养生丧死无憾而已；未尝说之使伐某国、诛某人、开疆拓土、大统天下而为王也。若孟子者，真圣人之徒欤！识通变之道，达时措之宜，不肯枉尺直寻。柰何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，终莫能听纳其说，仁义之道不获见于施设以济斯民，所以不免后世纷纷之议。呜呼，说其君使为汤、武，以为不仁，乃以桓公、管仲为仁，乘缪如是，安得有道之士与之正曲直哉﹖
朱子曰：辩已得之。但李氏所云「家家可以行王道，人人可以为汤、武，则六尺之孤可托者谁乎」，此三句当略与之辩。愚谓王道即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、孟相传之道。由周公而上，上而为君，由孔子而下，下而为臣，固家家可以得而行矣。汤、武适遭桀、纣，故不幸而有征诛之事。若生尧、舜之时，则岂将左洞庭，右彭蠡，而悍然有不服之心邪﹖其在九宫群后之列，济济而和，可知矣。如此，则人人为汤、武，又何不可之有﹖
孟子曰：纣之去武丁未久也，其故家遗俗，流风善政，犹有存者，又有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胶鬲，皆贤人也，相与辅相之，故久而后失之也。凡地莫非其有也，一民莫非其臣也，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，是以难也。齐人有言曰：『虽有智慧，不如乘势。虽有镃基，不如待时。』今时则易然也。」今之学者曰：「自天子至于庶人，皆得以行王道。孟子说诸侯行王道，非取王位也。」应之曰：「行其道而已乎，则何必纣之失之也﹖何忧乎善政之存﹖何畏乎贤人之辅﹖尺地一民皆纣之有，何害诸侯之行王道哉﹖」齐宣王问曰：『人皆谓我毁明堂，毁诸，已乎﹖』孟子对曰：『夫明堂者，王者之堂也。王欲行王政，则勿毁之矣。』行王政而居明堂，非取王位而何也﹖君亲无将，不容纤芥于其间，而学者纷纷强为之辞！」
余隐之曰：不谈王道，樵夫犹能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