侯，伊尹相之，以王于天下。齐以千里之国而相管仲，管仲得君之专，行国政之久，功烈如彼其卑，童子且羞称之，况大贤乎﹖有好功利者必喜管仲，仁者不为也。管仲急于图霸，藉周室以为之资尔。谓桓公、管仲之于周如救父祖，吾弗信之矣。
朱子曰：夫子之于管仲，大其功而小其器。邵康节亦谓五霸者，功之首、罪之魁也。知此者，可与论桓公、管仲之事矣。夫子言「如其仁」者，以当时王者不作，中国衰，夷狄横，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，故许其有仁者之功。亦彼善于此而已。至于语学者立心致道之际，则其规模宏远，自有定论，岂曰若管仲而休邪﹖曾西之耻而不为，盖亦有说矣。李氏又有救■之说。愚以为桓公、管仲救父祖之■而私其财，以为子舍之藏者也。故周虽小振，而齐亦寖强矣，夫岂诚心恻怛而救之哉！孟子不与管仲，或以是尔。隐之以为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于天下，恐不然。齐桓之时周德虽衰，天命未改，革命之事未可为也。孟子言「以齐王犹反手」，自谓当年事势，且言己志，非为管仲发也。
大哉，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。援周室于千仞之壑，使天下昭然知无二王。削吴、楚之葬，辟其僭号也。讳贸戎之战，言莫敢敌也。微孔子，则《春秋》不作；微《春秋》，则京师不尊。为人臣子，不当如是哉！呜呼，孟子其亦闻之也哉﹖首止之会，殊会王世子，尊之也。其盟复举诸侯，尊王世子而不敢与盟也。洮之盟，王人微者也，序乎诸侯之上，贵王命也。美哉齐桓，其深知君臣之礼如此。夫使孟子谋之，则桓公偃然在天子之位矣。世子、王人为亡人之不暇，执与诸侯相先后哉！
余隐之曰：春秋之时，周室衰微，天王不能自立，以至下堂而见诸侯。当是时，徒拥其虚位尔。孔子历聘七十二君，未尝说之使尊周室。及夫公山氏之召，乃曰「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」，此圣人知几也。呜呼，知几其神矣乎！苟惟说诸侯使之尊周，诸侯不得自肆，而强者必生变，则是速其灭周也。先见之几，岂陋儒所能知哉！或曰：「齐、晋尊周，非欤﹖」曰：齐、晋志在霸业，不得不尊周也。孟子距孔子之时又百有余岁，则周之微弱可知矣。若管仲之功可为，孔子为之矣。孔子不为，孟子安得为之乎﹖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寓一王之法，正天下之名分，使乱臣贼子知所惧。孟子以王者仁义之道说诸侯，使之知有君臣父子而杜僭窃篡弒之祸，正得夫《春秋》之旨，但学者有所未究尔。又孟子曰：「以力假仁者霸，以德行仁者王。」孟子未尝不欲当时之君尚德而不尚力，岂复使诸侯偃然在天子之位哉﹖齐桓之于管仲，学焉而后臣之，任贤之专，固无愧于汤、武。惜乎桓公无王者量，管仲无王佐才，徒相与谋托周室以号天下，而成霸者之业尔！为君而内乱丑恶，为臣而亡礼僭奢，何足道哉！首止之会，尊王世子，复举诸侯而不敢与盟，洮之盟，序王人于诸侯之上以尊王命，君臣之礼固尽矣，其志在于图霸，不得不尔。「盗亦有道」，其是之谓乎！
朱子曰：孔子尊周，孟子不尊周，如冬裘夏葛，饥食渴饮，时措之宜异尔。此齐桓不得不尊周，亦迫于大义，不得不然。夫子笔之于经，以明君臣之义于万世，非专为美桓公也。孔、孟易地则皆然，李氏未之思也。隐之以孟子之故，必谓孔子不尊周，又似诸公以孔子之故，必谓孟子不合不尊周也。得时措之宜，则并得而不相悖矣。
或曰：「仲尼之徒，无道桓、文之事者，吾子何为﹖」曰：「衣裳之会十有一，《春秋》也，非仲尼修乎﹖《木瓜》，《卫风》也，非仲尼删乎﹖『正而不谲』，《鲁论语》也，非仲尼言乎﹖仲尼亟言之，其徒虽不道，无歉也。呜呼，霸者岂易与哉﹖使齐桓能有终，管仲能不侈，则文王、太公何恧焉！《诗》曰：『釆葑釆菲，无以下体。』盖圣人之意也。」
余隐之曰：周衰，王者之赏罚不行乎天下，诸侯擅相侵伐，强陵弱，众暴寡，是非善恶由是不明，人欲肆而天理灭矣。吾夫子忧之，乃因鲁史而修《春秋》，以代王者之赏罚，是是而非非，善善而恶恶，诛奸谀于既死，发潜德之幽光，是故《春秋》成而乱臣贼子惧。观夫二百四十二年之间，书会者无国无之，惟齐之会以尊王室为辞，夫子屡书之。攘戎狄而封卫，卫人思之，作《木瓜》之诗，夫子取之。伐楚，责包茅之贡不入，问昭王南征不复，夫子有「正而不谲」之言。夫子亟言之者，以是时无能尊王室，故进之尔。然以权诈有余而仁义不足，功止于霸，此夫子之徒所以无道之也。儗人必于其伦。谓「使齐桓能有终，管仲能不侈，则文王、太公何恧」，过矣！
朱子曰：《春秋》序桓绩，盖所谓彼善于此。《论语》论桓、文之事，犹曰：「师也过，商也不及」，使当时无端木氏之问，则今之说者必有优劣之分矣。《诗》录《木瓜》，即《春秋》序绩之意，亦以善卫人之情也，岂以齐桓之事为尽可法哉﹖李氏诋孟子，而甚长齐桓，尊管仲，至以文王、太公比之，反易颠倒如此。良由不识圣贤所传本心之体，故不知王道之大，而易怵于功利之浅尔。
孟子曰：「尽信《书》，则不如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