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理会，则事变无穷，难以逆料，随机应变，不可预定。今世才人文士，开口便说国家利害，把笔便述时政得失，终济得甚事！只是讲明义理，以淑人心。」
人最不可晓。有人奉身俭啬之 甚，充其操，上食槁壤，下饮黄泉底，却只爱官职。有人奉身清苦，而好色。他只缘私欲不能克，临事只见这个重，都不见别个了。或曰：「似此等人，分数胜已下底﹖」曰：「不得如此说。纔有病，便不好，更不可以分数论。他只爱官职，便弒父与君也敢。」
古人尊贵，奉之者愈备，则其养德也愈善。后之奉养备者，贼之而已矣。
为血气所使者，只是客气。惟于性理说话涵泳，自然临事有别。
处事须是慈祥和厚为本。如勇决刚果，固不可无，然用之有处所。事至于过当，便是伪。
学常要亲细务，莫令粗心。问避嫌是否，曰：「合避，岂可不避。如瓜田不纳履，李下不整冠，岂可不避﹖如君不与同姓同车，与异姓同车不同服，皆是合避处。事有不当耐者，岂可常学耐事。学耐事，其弊至于苟贱不廉。学者须要有廉隅墙壁，便可担负得大事去。如子路，世间病痛都没了，亲于其身为不善者不入，此大者立也。」
耻有当忍者，有不当忍者。人须有廉耻。孟子曰：「耻之于人大矣哉！」耻便是羞恶之心。人有耻，则能有所不为。今有一样人，不能安贫，其气错屈，以至立脚不住。不知廉耻，亦何所不至。因举吕舍人诗去：「逢人即有求，所以百事非。」如《论语》必须论「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；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」，然后说「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」。必先教取舍之际，限界分明，然后可做工夫。不然，则立脚不定，安能有进。又云：学者不于富贵贫贱上立定，则是入门便差了也。人之所以戚戚于贫贱，汲汲于富贵，只缘不见这个道理。若真见这个道理，何富贵之足羡而贫贱之足忧邪！
学者常常以志士不忘沟壑为念，则道理重而计较死生之心轻矣。况衣食至微末事，不得亦未必死，亦何用犯义犯分，役心役志，营营以求之邪﹖某观今人，固不能咬菜根而至于违其本心者众矣，可不戒哉！惟君子，然后知义理之所必当为，与义理之所必可恃。利害得失既无所入于其心，而其学又足以应事物之变，是以气勇谋明，无所慑惮。不幸蹉跌，死生以之。小人之心，一切反是。（以上洲原本。）
宗羲案：「涵养须用敬，进学在致知」，此伊川正鹄也。考亭守而勿失，其议论虽多，要不出此二言。大较明道之言，故欲扬之，恐人滞；考亭之言，故欲抑之，恐人荡。其用心则一也。然考亭之悟，毕竟在晚年。阳明子为《朱子晚年定论》，虽或有出于早年者，其大意则灼然不失也。一辈学人，胸无黑白，不能贯通朱子意，但惊怖其河汉，执朱子未定之论，不敢信孔、孟，并不敢信朱氏，是岂朱子之所欲哉！
卷四十九 晦翁学案（下）
晦翁文集
自圣学不传，世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有本，而惟书之读，则其所以求于书，不越于记诵、训诂、文辞之间，以钓声名、干禄利而已。是以天下之书愈多而理愈昧，学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；词章愈丽，议论愈高，而其德业事功之实，愈无以逮乎古人。然非书之罪也。读者不知学之有本，而无以为之地也。（《福州州学经史阁记》。）
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为万物之灵者，心而已矣。然心之为体，不可以闻见得，不可以思虑求，谓之有物则不得于言，谓之无物则日用之间无适而非是也。君子于此，亦将何所用其力哉﹖「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必勿忘，勿助长」，则存之之道也。如是而存，存而久，久而熟，心之为体，必将膫然有见乎参倚之间，而无一息之不存矣。（《存斋记》。）
若如所谓「当应事然后思是事之理，当接物然后思是物之理」，则恐思之有豫而无所及。若豫讲之，则又陷于所谓「出位而思，念虑纷扰」之病。窃意用力之久，必有说以处此矣。幸明告我，得以反复之。（《答程次卿》。）
若此心此理，端的在我，则参前倚衡，自有不容舍者，亦不待求而得，不待操而存矣。格物致知，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，以及其所未知。只是一本，原无两样工夫也。（《答陈才卿》。）
如释氏擎拳竖拂、运水般柴之说，岂不见此心，岂不识此心！而卒不可与入尧、舜之道者，正谓不见天理，而专认此心以为主宰，故不免流于自私尔。前辈有言「圣人本天，释氏本心」，盖谓此也。（《答张敬夫》。）
邵子又谓「心者，性之郛廓」，乃为近之，但其语意未免太粗。须知心是身之主宰，而性是心之道理，乃无病尔。所谓「察识此心，乃致知之切近者」，此说是也。然亦须知所谓识心，非徒欲识此心之精灵知觉也，乃欲识此心之义理精徽尔。（《答姜叔权》。）
治国、平天下，与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，只是一理。所谓格物致知，亦曰如此而已矣。此《大学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