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书之本指也。今必以治国平天下为君相之事，而学者无与焉，则内外之道，异本殊归，与经之本旨正相南北矣。禹、稷、颜回同道，岂必在位乃为为政邪！（《答江德功》。）
文字虽不可废，惟涵养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，此是日用动静之间不可顷刻间断底事。若于此处见得分明，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权谋里去矣。熹亦近日方实见得向日支离之病，虽与彼中证候不同，然其忘己逐物、贪外虚内之失，则一而已。程子说：「不得以天下万物挠己，己立后自能了得天下万物。」今自家一个身心不知安顿去处，而谈王说霸，将经世事业别做一个伎俩商量讲究，不亦误乎！
（梓材谨案：主一所纂此下一条，移入《东莱学案》。）
须知「必有事焉」，只此一句，便合见天理流行活泼泼地。方要于此着意寻讨，便窒碍了。如说「先难」，只此二字，已见得为仁工夫。然于此处才有计较，便夹杂了。故才说上句，便说下句，以急救之。
来书亦于「智力」二字毕竟看不破，放不下。殊不知此正是智力中之仁义，宾中之主，铁中之金。若苦向这里觅道理，便落在「五霸假之」以下规模里，出身不得。孟子、董子所以拔本塞源，斩钉截铁，便是正怕后人似此拖泥带水也。熹常语此间朋友：「孟子一生忍穷受饿，费尽心力，只破得『枉尺直寻』四字。今日诸贤苦心劳力，费尽言语，只成就『枉尺直寻』四字，不知淆讹在甚么处！」此话无告诉处，只得仰屋浩叹也。
示谕日用工夫，如此甚善。然亦且要见得一大头脑分明，便于操舍之间有用力处。如实有一物，把住放行，在自家手里，不是谩说求其放心，实却茫茫无把捉处也。
来书谓伊川先生所云「内外不备」者为不然，盖无有能直内而不方外者，此论甚当。据此，正是熹所疑处。若使释氏果能「敬以直内」，则便能「义以方外」，便须有父子，有君臣，三纲五常，缺一不可。今日能直内矣，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﹖又岂数者之外，别有所谓义乎﹖以此而观，伊川之语，可谓失之恕矣。然其不然，特老兄未之察尔。所谓直内者，亦谓其有心地一段工夫尔。但其用功却有不同处，故其发有差，他却全不管着，此所以无方外之一节也。固是有根株则必有枝叶，然五谷之根株则生五谷之枝叶华实而可食，稊稗之根株则生稊稗之枝叶华实而不可食，此则不同尔。朮以根株而愈疾，钩吻以根株而杀人，其所以杀人者，岂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﹖（以上《答吕子约》。）
百家谨案：此内外之辩。
涵养本原之功，诚易间断。然纔觉得间断，便是相续处。只要常自提撕，分寸积累将去，久之自然接续，打成一片尔。讲学工夫，亦是如此。莫论事之大小，理之浅深，但到目前，即与理会到底，久之自然浃洽贯通也。（《答方宾王》。）
前者所论，未尝欲专求息念，但以为不可一向专靠书册，故稍稍放教虚闲，务求亲切自己。然其无事之时，犹是本根所在，不可昏惰杂扰，故又欲就此便加持养，立个主宰。其实只是一个提撕警策，通贯动静。但是无事时只是一直如此持养，有事处便有是非取舍，所以有直内、方外之别，非以动静真为判然二物也。（《答余正叔》。）
学问临事不得力，固是静中欠却工夫。然欲舍动求静，又无此理。盖人之身心，动静二字，循环反复，无时不然。但常有此心，勿令忘失，则随动随静，无处不是用力处矣。（《答吴伯丰》。）
所论为学之意，善矣。然欲专务静坐，又恐堕落那一边去。只是虚着此心，随动随静，无时无处不致其戒谨恐惧之力，则自然主宰分明，义理昭著矣。然着个「戒谨恐惧」四字，已是压得重了。要之，只是略绰提撕，令自省觉，便是工夫也。（《答潘子善》。）
夫性者，理而已矣。乾坤变化，万物受命，虽所禀之在我，然其理则非有我之所得私也。所谓「反身而诚」，盖谓尽其所以得乎己之理，则知天下万物之理初不外此，非谓尽得我之知觉，则众人之知觉皆是此物也。性只是理，不可以聚散言。其聚而生、散而死者，气而已矣。所谓精神魂魄，有知有觉者，皆气之所为也，故聚则有，散则无。若理，则初不为聚散而有无也。但有是理则有是气，苟气聚乎此，则其理亦命乎此尔，不得以水沤比也。鬼神便是精神魂魄，程子所谓「天地之功用，造化之」，张子所谓「二气之良能」，皆非性之谓也。故祭祀之礼，以类而感，以类而应，若性，则又岂有类之可言邪﹖然气之已散者，既化而无有矣，其根于理而日生者，则固浩然而无穷也，故上蔡谓「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」，盖谓此也。然圣人之制祭祀也，设主立尸，萧灌鬯，或求之阴，或求之阳，无所不用其极，而犹止曰庶或享之而已。其至诚恻怛、精微恍惚之意，盖有圣人所不欲言者，非可以世俗粗浅知见，执一而求也。岂曰一受其成形，则此性遂为吾有，虽死而犹不灭，截然自为一物，藏乎寂然一体之中，以俟夫子孙之求而时出以飨之邪﹖必如此说，则其界限之广狭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