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方今所患，在于徒险而人谋未善。今欲固上流，必保汉、沔；欲固下流，必守淮、泗；欲固中流，必以重兵镇安陆。此守江常势，虽有小变，而大概不可易者也。（《设险论》。）
心者，身之本也。正心之道，先致其知而诚意。故人主不可不学也。盖戡定祸乱，虽急于戎务，必本于方寸。不学以致知，则方寸乱矣，何以成帝王之业乎﹖（《正心论》。）
用兵之胜负，系军旅之强弱；军旅之强弱，系将帅之勇怯；将帅之勇怯，系人主所养之气曲直如何耳！盖人主，将将者也，以直养气，自反而缩，则孟子所谓「约」而狐偃所谓「壮」也，壮则强；以曲丧气，自反而不缩，则孟子所谓「馁」而狐偃所谓「老」也，老则弱。凡曲直者，兵家制胜之先几也。陛下勇于为善，益新厥德，使无有曲直可议，则守为刚气，可塞乎两间，震为怒气，可以安天下矣！（《养气论》。）
百家谨案：先生诸论，自谓虽诸葛复生，为今日计，必不可易也。细观之，亦尚多泛论，不十分切要。当日事势，只要高宗复仇之心切，则此气自然塞两间，自反有何患不直乎！
附录
少长，入太学，昼夜刻励。同舍有颍昌靳裁之，尝闻程氏之学，与先生论经史大羲，以是学益强，识日明。
登第时，考官定为第一。宰执以策中无诋元佑语，欲降其等，哲宗亲擢第三。
钦宗一日问中丞许翰识安国否，对曰：「臣虽未识其面，然久闻其名。自蔡京得政以来，天下士大夫无不受其笼络。超然远，不为所污者，惟胡某一人而已。」
何桌建议：「天下之势，治平则宜内重，遭变则宜外重。乞分置四道，帅臣以都总管为名，各付一面，为卫王室、御狂寇之计。」先生奏曰：「内外之势，适平则安，偏重则危。今州郡太轻，理宜通变。然一旦遽以数百州之地，二十三路之广，分为四道，则权复太重。假令万一抗衡跋扈，号召不至，又何以待之乎﹖欲乞掳见今所置帅司，选择重臣，付以都总管之权，专治军旅，每岁一按察其部内。或有警急，京师戒严，即各帅所属守将应援。如此，则既有拥卫京师之势，又无尾大不掉之虞，一举两得矣。」其后以赵野为北道，先生言魏都地重，野必误委寄。是冬，金人大入，野遁，为群盗所杀，西道王襄拥众不复北顾，卒如先生言。
高宗即位，以给事中召，黄潜善讽康执权论其托疾，罢之。三年，张忠献浚荐先生可大用，再除给事中，赐其子起居郎寅手札，令以上意催促。既次池州，闻驾幸吴、越，引疾还。（补。）
高宗谓曰：「闻卿奥于《春秋》，方欲讲论。」遂以《左氏传》付之点句正音。先生奏曰：「《春秋》乃仲尼亲笔，实经世大典，见诸行事，非空言比也。陛下必欲削平僭叛，克复宝图，使乱臣贼子惧而不作，莫若储心仲尼之经，则南面之术尽在是矣。」除兼侍讲，专以《春秋》进讲。
会除故相朱胜非都督江、淮、荆、浙诸军事，先生奏：「胜非昔与黄潜善、汪伯彦同在政府，缄默附会，循致渡江；尊用张邦昌，结好金国，沦灭三纲，天下愤郁。及正位冢司，苗、刘肆逆，贪生苟容，辱逮君父。今强敌凭陵，叛臣不忌，用人得失，系国安危，深恐胜非上误大计。」胜非改除侍读，先生持录黄不下，左相吕颐浩特命检正黄龟年书行。先生言：「有官守者，不得其职则去。况胜非系臣论列之人，今朝廷乃称苗、刘之变，能调护圣躬。昔公羊氏言祭仲废君为行权，先儒力排其说。盖权宜废置，非所施于君父。《春秋》大法，尤谨于此。臣以讲《春秋》入侍，而与胜非为列。有违经训。」遂卧家不出。时吕颐浩再相，欲倾右相秦桧谋于席，益目先生为党魁，引胜非为助，乃降旨曰：「 安国屦召不至，今始造朝，又数有请。其自为谋则善矣，百官象之，如国计何！」落职奉祠。
先生至丰城，寓居半载，乃渡南江而休于衡岳，买地结卢，为终焉计，颓然当世之念矣。
五年，除徽猷阁待制、知永州，辞，诏从其请，与祠。令纂修所著《春秋传》。书成，高宗谓深得圣人之旨，除内祠兼侍读。未行，陈公辅疏诋假托程颐之学者。先生奏曰：「本朝自嘉佑以来，西都有邵雍、程颢及其弟颐，关中有张载，皆以道德名世。会王安石、蔡京等曲加排抑，故其道不行。望下礼官讨论故事，加之封爵，载在祀典，仍诏馆阁，裒其遗书颁行，使邪说者不得作。」奏入，公辅与中丞周秘、侍御石公揆交章劾先生学术颇僻，除知永州，辞，复予祠。进宝文阁直学士，卒。
初，王介甫以字学训经义，自谓千圣一致之妙，而于《春秋》不可偏旁点画通也，则诋以为断烂朝报，直废弃之，不列学官。下逮崇宁，防禁益甚。先生谓《六籍》惟此书出于先圣之手，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，学者不得相传习，乱伦灭理，中原之祸殆由此乎。于是潜心刻意，自壮年即服应于此，至年六十一而书始就，慨然叹曰：「此传心要典也！」盖于克己修德之方，尊君父、讨乱贼、攘外寇、存天理、正人心之术，未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