讲论，不觉日晷之暮也。壬子赴阙，过上饶，有从臣家居者设宴，用音乐，先生蹙然曰：「二帝蒙麈，岂吾徒为乐之日﹖敢辞！」转徙流寓，遂至空乏，然「贫」之一字，口所不道，亦手所不书。尝戒子弟曰：「对人言贫者，其意将何求﹖」朱震被召，问出处之宜，先生曰：「世间惟讲学论政，则当切切询究。至于行己大致，去就语默之几，如人饮食，其饥饱寒温，必自斟酌，不可决之于人，亦非人所能决也。某出处，自崇宁以来，皆内断于心。虽定夫、显道诸丈人行，皆不以此谋之也。」壮年尝观释氏书，后遂屏绝，尝答曾几书曰：「穷理尽性，乃圣门事业。物物而察，知之始也；一以贯之，知之至也。来书以五典四端每事扩充，亦未免物物致察，非一以贯之之要，是欲不举足而登泰山也。四端固有，非外铄；五典天叙，不可违。充四端，惇五典，则性成而伦尽矣。释氏虽有了心之说，然其未了者，为其不先穷理，反以为障，而于用处不复究竟也。故其说流遁，莫可致诘，接事应物，颠倒差谬，不堪点检。圣门之学，则以致知为始，穷理为要。知至理得，不迷本心，如日方中，万象皆见，，则不疑所行而内外合也。故自修身至于家、国、天下，无所处而不当矣。来书又谓：『充良知良能而至于尽，与宗门要妙，两不相妨，何必舍彼而取此。』夫良知良能，爱亲敬长之本心也。儒者则扩而充之，达于天下，释氏则以为前麈，为妄想，批根拔本而殄灭之，正相反也。而以为不相妨，何哉﹖」着有《春秋传》、《资治通鉴举要补遗》及《文集》若干卷。三子：寅、（梓材案：文定之于致堂，以弟子为子，事见《衡麓学案》本传。黄氏补本必以致堂为从子，赘。）宏、宁。从子宪。
宗羲案：先生为荆门教授，龟山代之，因此识龟山。因龟山方识游、谢，不及识伊川。自荆门入为国子博士，出来便为湖北提举，是时上蔡宰本路一邑，先生却从龟山求书见上蔡。上蔡既受书，先生入境，邑人皆讶知县不接监司，先生先修后进礼见之。先生之学，后来得于上蔡者为多，盖先生气魄甚大，不容易收拾。朱子云：「上蔡英发，故胡文定喜之。」想见与游、杨说话时闷也。
祖望谨案：朱子所作《上蔡祠记》有云「文定以弟子礼禀学」，洲先生遂列文定于上蔡门人之目，非也。文定尝曰：「吾于游、杨、谢三公，皆义兼师友。」又曰：「吾丈人行也。」然则何尝自称弟子﹖《龟山行状》尝言文定传其学，而文定不以为然，曰：「吾自从伊川书得之。」则于上蔡可知矣。洲谓先生得力于上蔡，不知但在师友之间也。
（梓材谨案：致堂《斐然集》为《先公行状》云：「元佑盛际，师儒多贤彦。公所从游者，伊川程先生之友朱长文，及颖川靳裁之、朱乐圃，得泰山《春秋》之传。」则先生为泰山再传弟子，可知其《春秋》之学之所自出矣。）
胡氏传家录（补。）
士当志于圣人，勿临深以为高。
流光可惜，无为小人之归。
学以立志为先，以忠信为本，以致知为穷理之门，以主敬为持养之道。
曾子之言曰：「君子爱人以德，细人爱人以姑息。」故切莫假借人。
学以能变化气质为功。
某初学《春秋》，用功十年，览诸家，欲求博取以会要妙，然但得其糟粕耳！又十年，时有省发，遂集众传，附以己说，犹未敢以为得也。又五年，去者或取，取者或去；己说之不可于心者，尚多有之。又五年，书成，旧说之得存者寡矣。及此二年，所习似益察，所造似益深，乃知圣人之旨益无穷，信非言论所能尽也。
凡出身事主，本吾至诚恳恻、忧国爱君、济民利物之心，立乎人之本朝，不可有分亳私意。议论施为，辞受取舍，进退去就，掳吾所见义理行之，勿欺也，故可犯。未有至诚而不动者矣。不诚，未有能动者也。
陈仲举于曹节，庾元规于苏峻，皆怀愤疾之心，所以误也。诸葛武候心如明镜，不以私情有好恶，故李平、廖立、马谡，或废或死而不怨。武候此心，可为万世法。
（梓材谨案：谢山所节文定《传家录》九条，今移一条为刘君曼《附录》，又一条移入《高平学案》。又谢山所录文定语三条，并入《附录》。）
时政论
宗羲案：绍兴元年，先生以舍人兼侍讲召，先以《时政论》献。论入，复除给事中。其论之目曰《定计》、《建都》、《设险》、《制国》、《恤民》、《立政》、《核实》、《尚志》、《正心》、《养气》、《宏度》、《宽隐》。先生自谓：「虽诸葛复生，为今日计，不能易此论也。」间采数则。
拨乱兴衰，必有前定不移之计，而后功可就。陛下履极六年，以建都则未必有守不移之居，以讨贼则未必有操不变之术，以立政则未必有行不反之令，以任官则未必有信不疑之臣。舍今不图，后悔何及！（《定计论》。）
设险以得人为本，保险以智计为先。人胜险为上，险胜人为下；人与险均，纔得中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