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，卒偿金十一万元，事乃寝。今总统袁公世凯时充朝鲜商务总办，朝鲜倚中国，其执政尤善袁公，日人深忌之。偿金之役，久乃决，日人疑袁公阴持之。朝鲜执政闵泳骏，闵妃之族也，素疾日本，而国中新进，厚自结于日人。朝鲜乱事，金玉均、朴泳孝等皆逃于日本，日人深庇之。朝鲜极欲得玉均等，李逸植、洪钟宇乃分往刺之。钟宇，英植子也。痛其父为玉均所煽被诛，欲甘心于玉均，乃佯交欢之。光绪二十年二月，钟宇偕玉均来游上海，同寓于东和馆，日人所设旅馆也。钟宇击毙玉均于旅舍，沪官捕击之，以诘朝鲜。朝人谓玉均叛党，钟宇其官也，请归其狱自谳之，乃以钟宇暨玉均尸归于朝鲜。朝鲜戮玉均尸，以盐渍其首，而擢钟宇官，日人大哗，乃为玉均发丧，赴者数百人。李逸植亦刺泳孝于日本，未中，日人捕获逸植毙之，朝鲜不敢问。朝日之隙日深，而日人怨中国亦愈甚，图朝鲜之谋乃益亟矣。
洎朝鲜东学党变起（疑有脱漏），隶学者，起于崔福成，刺取儒家佛老论说，转相衍授。当同治四年，朝鲜禁天主教，捕治教徒，并捕东学党乔某戮之，其党卒不衰。至光绪十九年，党人诣王宫讼乔冤，乞昭雪，不许。请急益，乃捕治其魁数人，愤益思逞。民久怨政府，思暴发，党人乘机煽之。光绪二十年春，乃倡乱于全罗道之古阜县。朝主以洪启勋为招讨使，假中国平远兵舰、苍龙运船，自乃川渡兵至长山浦，击乱党于全州。初战甚利，乱党逃入白山，朝兵蹑之，中伏大败，几覆师。乱党由全罗犯忠清，两道兵皆溃，城陷。扬言直捣王京，朝鲜大震，来乞援师。鸿章派直隶提督叶志超、太原镇总兵聂士成，率芦榆防兵东援，屯牙山县。按光绪十一年条约，电谕驻日公使汪凤藻，告日本外部，以朝鲜请兵，中国顾念藩服，遣兵代平其乱。日本外务卿陆奥宗光复凤藻书，谓贵国虽指朝鲜为藩服，而朝鲜从未自承为属于贵国。凤藻以闻。日本既闻中国出师援朝，亦以兵北渡。其驻朝公使大鸟圭介适归国，因命其以兵八百先入王京，大队继至，前后八千余人。命其驻京公使小村寿太郎，以出师平朝鲜乱，照约告于中国。总署复书，谓我朝抚绥藩服，因其请兵，故命将平其内乱，贵国不必特派重兵。且朝鲜并未向贵国请兵，贵国之兵，亦不必入其内地。日使复书，谓接本国复电，本国尚未认朝鲜为中国藩属。今照日朝两国济物浦条约及中日两国天津条约，派兵至朝鲜，兵入朝鲜内地，亦无定限。朝鲜乱党，闻中国兵至，弃全州遁。朝兵收会城，乱平。而日兵至大已，中国约日本退兵。日人要改朝鲜内政，约两国各简大臣至朝，代其更革。驻日使臣汪凤藻复书，谓整顿内治，任朝鲜自为之，我中国不愿干预。贵国既认朝鲜为自主之国，尤不应预其内政。至彼此撤兵，请稽和约专条行之。中国屡以朝鲜自主之文彰诸公牍，而又屡称朝鲜为藩服，背驰已极。而总署以及外交官，不悟其大谬，至启大争，以迄丧败，国中尚鲜明此义者。日本坚不肯撤兵，复书谓：“中日两国，同心预其内治，则朝鲜足以安全，万不料中国概置不讲，而但要我国之退兵。英政府善意调停，而中国谬执殊甚。若因此而启兵端，实惟贵国执其咎。”盖其意已决用兵矣。日本以朝鲜请兵中国，皆闵族所为，恶其执政闵泳骏，遂恶王妃。以执政亲中国，疑朝鲜拒日，皆中国驻朝总办袁世凯所为，殊怨袁公。欲藉兵力改革其内政，去泳骏等，收其国权，以遏中国，故坚不肯撤兵。日兵皆据王京要隘，而中国屯牙山兵甚单。袁公屡约志超，电请北洋发战舰至仁川，并增陆军驻马坡以备日本。鸿章始终欲据条约，要日本退兵，恐增兵益为日本借口，终不许。并戒志超勿以兵近王京，妨启衅。各国使臣居间调停，皆无成议。日使大鸟圭介逼朝鲜完全自主，谢绝中国，朝鲜不敢从。鸿章屡议与日和，而日本索赔款三百万，朝士大哗。以日本蕞尔，敢抗大邦，宜大张挞伐。枢臣翁同握大政，修撰张謇，其门生最亲者也，力主战，并力言北洋军之可恃，乃决备战。而鸿章意谓不欲失和，朝鲜益诋鸿章，谓鸿章贰心于日本，其子经方久旅日本，曾纳日妇。时论谓经方为日本驸马，鸿章与日本姻娅，乃始终言和。及丧败赔款，犹谓鸿章有意卖国也。当海军衙门建立时，醇亲王奕误为总理。孝钦后大建颐和园，拨海军经费三千余万，供建筑费。奕讠向将顺后，故后尤信任之。海军费绌，设备多不完，惟鸿章知之深。朝野皆不习外事，谓日本国小不足平，故全国主战。独鸿章深知其强盛，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，故宁忍诟言和。朝臣争劾鸿章误国，枢臣日责鸿章，乃不得已而备战。时日军已久踞朝鲜矣。日兵既据朝鲜王京，遍布水雷汉江口，以兵塞王京诸门，凡华人出入必搜索，华侨乃争内渡。袁公赴仁川还国，驻朝华员均逃归。六月二十一日，大鸟圭介率兵入王宫，杀卫兵，掳朝鲜王李熙，以大院君主国事。大院君于光绪十一年释归，方闲居也。矫王令流闵泳骏等于恶岛，凡朝臣不亲日本者皆逐之。事无巨细，皆决于日人。
袁公归，力言于鸿章以不能不用兵之故，乃以大同镇总兵卫汝贵，率盛军十三营发于天津，盛京副都统丰伸阿，统盛京军发于奉天，提督马玉昆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