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将顺之於下也。或曰：“虞、夏、殷、周四代各有自出之帝，则礼可行也，後世如汉高祖崛起草野，五载而成帝业，非有所自出之帝，如虞、夏、商、周世系相承可考也，则宜何乎？”曰：木有本，水有源，人莫不有所自出之祖。若论所自出之根源，则厥初生民之祖是也。虞、夏、殷、周有所自出之帝，故报本追远之心，上及於黄帝、帝喾而止。若报本追远之心未有所止，则必至於厥初生民之祖而後己。是以程子《祭礼》有“冬至祭初祖”一条，以明孝子慈孙报本追远深长之思，仁孝诚敬无穷之念。後来朱子又以初祖之祭似而不敢行。夫程子未尝建议於朝，修定祭礼，所论冬至祭始祖一节，亦统言祭礼之大纲，未及於尊卑轻重隆杀之差也。朱子以初祖之祭似而不敢行者，以“礼不王不”故也。汉世既无太祖庙，又不及初祖，此不可以为法。後之君子有能推明《大传》、《小记》之文，虞、夏、殷、周己行之礼，参之以程子、朱子精微之论，则礼可行，而古人甚盛之典复见於後世矣。
又曰：愚按礼经，唯礼为注疏汨坏最甚。夫，王者之大祭。王者既立始祖之庙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，祀之於始祖之庙，而以始祖配之，见於《大传》、《小记》、《祭法》及《仪礼》、《子夏传》甚详且明如此。郑康成见《祭法》文皆在郊上，率尔立论，谓大於郊，而以为祭天之名。既又以地、宗庙亦是大祭，复指为祭地、祭宗庙之名。且於《大司乐》注中立为三之说以实之，支离泛滥不可收拾，诸儒己辨其谬矣。若夫以为祭宗庙似矣，但谓为时祭，又谓为殷祭，又与《大传》、《小记》、《祭法》大相违背，其故何哉？盖以为时祭，此缘记礼者之误，郑氏不能察，而遂指为夏殷礼，赵氏己辨之矣。唯以为殷祭，则其失己久，其混淆益甚，愚前己言之，今并列先儒之说於後，庶可参见。汉元帝永光四年，罢郡国庙，诏将军、列侯、中二千石、诸大夫、博士议庙制。
韦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议曰：“礼，王者始受命，诸侯始封之君，皆为太祖。以下，五庙而迭毁（迭，互也。亲尽则毁），毁庙之主藏乎太祖，五年而再殷祭，言壹壹也（师古曰，殷，大也。，谛也。壹，一祭之也。，合也）。祭者，毁庙与未毁庙之主皆合食於太祖，父为昭，子为穆，孙复为昭，古之正礼也。祭义曰：‘王者其祖之所自出，以其祖配之，而立四庙。’言如受命而王，祭天以其祖配，而不为立庙，亲尽也。立亲庙四，亲亲也。亲尽而迭毁，亲疏之杀，示有终也（馀见《宗庙门》。）”
哀帝时，议毁庙。刘歆以为“礼，去事有杀（去，除也。杀，渐也，所例反），故《春秋外传》曰：‘日祭，月祀，时享，岁贡，终王。’祖祢则日祭，曾高则月祀，二祧则时享，坛单则岁贡，大则终王（服虔曰：“蛮夷，终王乃入助祭，各以其珍贡，以共大之祭也。”师古曰：“每一王终，新王即位，乃来助祭。”）德盛而游广，亲亲之杀也；弥远则弥尊，故为重矣。孙居王父之处，正昭穆，则孙常与祖相代，此迁庙之杀也。圣人於其祖，出於情矣，礼无所不顺，故无毁庙（晋灼曰：“以情推子，以子况祖，得人心，礼何所违，故无毁弃不之主也。谓下三庙废而为墟故也。”）。自贡禹建迭毁之议，惠、景及太上寝园废而为墟，失礼意矣。”
《汉旧仪》：宗庙三岁一大祭，子孙诸帝以昭穆坐於高庙，诸隳庙神皆合食，设左右坐。高祖南面，幄绣帐，堂上西北隅，帐中皆长一丈，广六尺，绣ブ厚一尺，著之以坐幄。六寸，白银钅口器，每大牢中分之，右辨上帝，左辨上后。尸俱。俎馀委肉。穆东面，皆曲几，如高祖馔陈其右，尸各配其左，坐如祖妣之坐法。太常道皇帝入北门，群臣陪位者，皆举手班辟及走逆首伏。大鸿胪、大行令、九傧传曰：“起复位。”而皇帝上堂盥，侍中奉觯酒从。帝进拜谒，赞享曰：“嗣曾孙皇帝敬再拜前上卮酒。”行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。子为昭，孙为穆，各父子相对也。毕，却西面坐，坐如乘舆坐。赞享曰：“奉高祖赐赉。”皇帝起再拜。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赐皇帝，如祠。见夜半入行礼，平明上九卮毕卮，毕，群臣皆拜，因赐胙。皇帝出，即更衣巾。诏罢，当从者奉引皇帝。
按：《西汉书》未尝言之祀，惟《汉旧仪》载其制颇详。又《韦元成传》载诸儒因议毁庙而及，其说并著於此。然则以为五年之殷祭，以为祀天，以为并祭群庙，韦、刘诸人所言己如此，郑康成特袭其讹耳。刘歆“大则终王”之说，是每王一世方一举礼，又与五年之说不合云。
光武建武十八年，幸长安，诏太常行礼於高庙，序昭穆。父为昭，南向，子为穆，北向。二十六年，有诏问张纯：“之礼不施行几年？宜据经典详为其制。”纯奏：“《礼》，三年一，五年一。《春秋传》曰：‘大者何？合祭也。毁庙之主，陈於太祖，未毁庙之主，皆升，合食于太祖，五年再殷祭。’汉旧制，三年一，毁庙主合食高庙，存庙主未尝合祭。元始五年，诸王公列侯庙，会为祭。又建武十八年亲幸长安，亦行此礼。《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