》说三年一闰，天气小备；五年再闰，天气大备。三年一，五年一。父为昭，南向，子为穆，北向。父子不并坐，而孙从王父。之为言谛，谛讠是昭穆尊卑之义也。祭以夏四月，阳气在上，阴气在下，故正尊卑之义也。祭以冬十月，五成熟，物备礼成，故合聚饮食也。斯典之废，於兹八年，谓可如礼施行，以时定议。”上难复立庙，遂以合祭高庙为常。後以三年冬，五年夏之时，但就陈祭毁庙主而已，谓之殷。太祖东面，惠、文、武、元帝为昭，景、宣帝为穆。惠、景、昭三帝非殷祭时不祭。自是、遂定（《志》及《张纯传》）。
章帝建初七年八月，饮酎高庙，祭光武皇帝、孝明皇帝。甲辰，诏曰：“《书》云‘祖考来假’，明哲之祀。予末小子，质又菲薄，仰惟先帝之情，前修祭，以尽孝敬。朕得识昭穆之序，寄远祖之思。今年大礼复举，加以先帝之坐，悲伤感怀。乐以迎来，哀以送往，虽祭亡如在，而虚空不知所裁，庶或享之。岂亡克谨肃雍之臣，辟公之相，皆助朕之依依。今赐公钱四十万，卿半之，及百官执事各有差。”
按：“三年一，五年一”之说，先儒林氏、杨氏，皆以为郑康成因《春秋》文公二年有，僖公、定公八年有，遂依约想像而立为此说，盖以鲁僭乱之制定为周礼，以误後人。然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诏问张纯之礼，而纯奏“《礼》，三年一，五年一。”然则其说久矣。盖此语出於纬书，纬书起於元成之问，而光武深信之。当时国家典礼，朝廷大事，多取决焉，故此制遂遵而行之。康成盖以汉礼为周礼，非鲁礼也。
魏明帝太和六年，尚书难王肃以“《曾子问》唯於太祖，群主皆从，而不言，知不合食。”肃答曰，以为“殷祭，群主皆合，举则可知也。”袁准《正论》曰：“先儒或以为同，或以为异，然‘及坛单，及郊宗石室’，此所及近远之杀也。《大传》曰：‘礼不王不。’诸侯不，降於天子也。若同贯，此诸侯亦不得，非徒不也。”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，至六年三月，有司以今年四月告。王肃议曰：“今宜以崩年数。按《春秋》鲁闵公二年夏，於庄公。是时之中，至二十五月大祥便，不复礻覃，故讥其速也。去四年六月，武宣皇后崩，二十六日晚葬，除服即吉，四时之祭，皆亲行事。今当计始除服日数，当如礼须到礻覃月乃。”赵怡等以为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，乃得。王肃又奏：“如郑元言各於其庙，则无以异四时常祀，不得谓之殷祭。以粢盛百物丰衍备具为殷之者，夫孝子尽心於事亲，致敬於四时，比时具物，不可以不备，无缘俭祭其亲，累年而後一丰其馔也。夫谓殷者，因以祖宗并陈，昭穆皆列故也。毁以为毁庙之主皆祭谓殷者，夫毁庙祭於太祖，而六庙独在其前，所不合宜，非事之理。近尚书难臣以‘《曾子问》唯於太祖，群主皆从，而不言，知不合食。’臣答以为‘殷祭，群主皆合，举则可知也。’《论语》孔子曰：‘自既灌而往者，吾不欲观之矣。’所以特者，以大祭，故欲观其成礼也。大祭，独举，则亦可知也。於《礼记》则以为大，於《论语》则以为盛，进退未知其可也。汉光武时下祭礼以者毁庙之主皆合於太祖，者唯未毁之主合而己矣。郑元以为者各於其庙。原其所以，夏、商夏祭曰，然其殷祭亦名大。《商颂 长发》，是大之歌也。至周改夏祭曰礻勺，以唯为殷祭之名。周公以圣德用殷之礼，故鲁人亦遂以为夏祭之名。是以《左传》所谓‘於武宫’，又曰‘尝於庙’，是四时祀，非祭之也。郑斯失矣。至於经所谓者，则殷祭之谓，郑据《春秋》，与大义乖（按太和八年用王肃议）。”袁准曰：“‘及坛单，及郊宗石室’，此所及远近之杀也。《大传》曰‘礼不王不’，诸侯不，降杀於天子也。若同贯，此诸侯亦不得也，然则大而小。谓为殷祭者，大於四时，皆大祭也。《国语》曰：‘郊不过茧栗，不过把握。’明最大，与郊同也。《公羊传》曰：‘大事者何？也，毁庙之主，陈於太庙，未毁庙之主，皆升，合食乎太祖。’何谓也？曰：夫及坛单，则毁庙也，俱祭毁庙，但所及异耳。所及则异，毁与未毁则同。此论者所惑。郑谓不同是也，谓不及毁庙则非也。刘歆、贾逵同毁与未毁是也，不别远近则非也。”
东晋升平五年五月，穆帝崩，十月殷。兴宁三年二月，哀皇帝崩，明帝太和元年五月，皇后庾氏崩（废帝海西公后也），十月殷（此哀皇帝再周之内，庾氏既葬之後殷也）。太元二十一年十月应殷，其年九月孝武崩，至隆安三年国家大吉，乃循殷事。元兴三年夏，应殷，太常博士徐乾等议：“应用孟秋”，进用孟冬时（孔安国云：自太和四年已後，殷祭皆用冬夏。复详徐乾议用孟秋，非失也）。安帝义熙三年，当殷，御史中丞范泰议，以章后丧未一周，不应殷祠。时从太常刘瑾议“小君之丧，不以废大礼（泰议曰：“今虽既之後得以尝，而无殷荐之比。礼有丧荐废吉祭，祭新主於寝。今不设别寝，既，遂祭於庙。故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