门肆眚等礼，不可悉行。至於享，亲诣宗庙行礼，又不及天地，惟宗祀明堂，似乎简易。苟朝廷深原礼意，采先儒之说，汉武帝、孝章之制，而略其严父之文；志存享帝，而不拘於制度之末，独明堂之礼，尚或可行。乞博采群议，令有司参考典礼以闻。”
礼部尚书胡直孺议曰：“谨按百王之礼，沿革不同，而祀天地於郊丘，祀上帝於明堂，享祖宗於太庙，此三者万世不易之礼。惟仁宗皇时，大享明堂，合祭天地，并侑祖宗，遍礼百神，圣训有‘礼缘人情’之语，而文彦博以仁祖为能达礼之情，礼之变。由此观之，皇祀典本非为万世不易之礼也。国朝配祀，初无定制。自英宗皇帝始专配以近考，司马光、吕诲争之，以为绌祖进父，然卒不能夺王、孙之谄辞。其後神宗皇帝谓周公宗祀在成王之时，成王以文王为祖，则明堂非以考配明矣。王安石亦以误引《孝经》严父之文，惜乎不能将顺上意，以辨正典礼。谨按：圣宋崛起，非有始封之祖，则创业之君，太祖是也。太祖则周之后稷，配祭於郊者也；太宗则周之文王，配祭於明堂者也。此二祭者，万世不迁之法。皇宗祀，合祭天地，固宜以太祖、太宗配，当时盖拘於严父，故配帝并及於真宗。今主上绍膺大统，自真宗至於神宗均为祖庙，独跻则患在於无名，并配则几同於享。又从祀百神，在於明堂，本非典礼，或升或黜，慢渎为多。今参酌皇诏书，将来请合祭昊天上帝、皇地於明堂，奉太祖、太宗以配天，惟礼专而事简，庶几可以致力於神明。然後申饬攸司，各扬乃职，牺牲必成，粢盛必洁，衣服必备，以尽其所以致力於神之意，则一朝大典，岂特施於艰难之时，情文粗称，虽万世行之可也。”是时，太常少卿苏迟等则请用皇诏书之意，兼采景礼官之请，即常御殿，南向西上，设昊天上帝、皇地位；西向北上，设太祖、太宗、真宗神位；於殿之东庑，设圜丘第一龛九位；於殿之西庑，设方泽第一成一十六位。庶几诚意可展，仪物可备。如以不遍及列圣为未足，则大礼前一日，有亲诣太庙之文，今神主在温州，恐当命大臣於某处摄行祀事。如以不遍及百神为未足，则请即行在天庆观之大享後，择一日，取祖宗大礼既毕恭谢之文，亦命大臣简其仪物，悉举以告，亦足以尽祈报之心。”诏：“依礼部新仪，一遵皇二年诏书，仍以明堂大礼为称，於常御殿设位行礼。”
礼部言：“准诏参酌皇诏书，合祭天地於明堂，奉太祖、太宗以配。合用神位四位，元系御笔明金青字，出雕木缕金五采装莲花戏龙座，黄纱明金罩子，黄罗夹软罩子，黄罗衬褥，朱红漆腰扌舁套匣，黄罗夹帕事件，全昨缘扬州渡江失去，乞下所属制造。”从之。
四年九月，有事於明堂，合祭天地，以太祖、太宗配，兼祀百神。
先时，有司请议郊祀、明堂、享之宜，礼部侍郎陈与义议曰：“臣切考国家大祀，天子躬行者，有南郊，有明堂，有祭，有恭谢。古者为郊之制，在国之南五十里，盖谓国都之南也。陛下驻跸於此，非建都之地，置设坛，固无其所。建炎戊申，举是礼於维扬者，是时以火德嗣兴，大统复集，即位之初，不可以不见帝，以礼从权，非必袭用。而况卤簿、仪物，渡江散尽，疆陲戎事，岁晚多虞，则南郊之礼在今日固不敢轻议者也。国步未定之际，奉安庙┙，权在永嘉，既已累年，若欲移徙，以便亲祠，惧失在天神灵之意，则祭之礼在今日实不可行者也。陛下躬履多虞，严恭寅畏，方与万姓请命於天，用实而去文，有祈而无报，则恭谢之礼在今日不可行者也。绅儒生又有为柴望之说者，以谓虽祖宗未之或行，而今日可以肇修。臣尝考之，其说本於《书》之《尧典》，本为巡狩之用，而周室行之於《时迈》告祭之诗，其说详於孔颖达之疏，指为封禅之事，而汉光武用之，著於泰山刻石之文。陛下遭时艰故，遵养东南，修政理戎，俟天悔祸，举兹大礼，惟务於忱，岂可托巡狩告至以有辞乎？又况柴望之祭，不及祖宗，所用时日，亦当有据。若一切损益之，则安用柴望之名哉？然则柴望之礼在今日亦不可行者也。臣窃惟明堂之礼，有汉武帝汶上之制，绍兴元年，实已行之。若再举而行，宜於今事，无戾於古典。或谓自维扬南郊之後，至於今日，再遇当郊之岁，不可以逾六年而不郊。以臣考之，郊之疏数，本无定制。真宗自景德二年祀南郊，至祥符七年而始祀东郊，则九年而後再郊矣。仁宗皇帝皇五年祀南郊，嘉元年行恭谢礼，四年行祭礼，七年行明堂礼，则逾九年而不再郊矣。逾六年而不郊，非所疑也。或以周公严父之文为疑，则既有治平中司马光、吕诲之议，又有熙宁中祖宗之圣训与王安石之说，足以破万世之惑矣。或以并配之礼为疑，盖绍兴元年礼官之议，以谓皇之时，四方无虞，万物盛多，是以明堂合祭天地，并配祖宗。盖其说不尽不能推明所以变礼之意，是以致众人之疑。谨按皇诏书，其略曰：‘国朝自祖宗以来，三岁一郊。今祀明堂，正当三岁亲郊之期，而礼官所定配坐，不及祖宗，宜并配以称朕恭事祖宗之意。’盖太祖则周之后稷，当配祭於郊者也；太宗则周之文王，当配祭於明堂者也。郊当祭太祖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