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以当郊之岁，举明堂之礼，则不可以遗太祖而不祭。稽之神理，本之人情，则皇诏书之本意，可以为万世不刊之典，岂特以四方无虞万物盛多而举此哉？并配之礼，又非所疑也。若乃神位仪物损益多寡之数，更合再加斟酌，以尽今日情文之宜。”诏从之。盖中兴郊祀明堂、合祭天地、并配祖宗之礼，参考推明，至兴义之议而始定。於是太常寺条具：“乞以明堂大礼为称，左仆射誓行事、执事、陪祠官於尚书省，刑部尚书莅誓。明堂殿上下彻去黄道ブ褥，入殿门不张盖，百官不得回班。御燎从物、伞扇更不入殿。行礼前，卫士不起居呼万岁，读册官读册至御名勿兴。”诏并从之。
国子监丞王普言：“大礼明堂有未合典礼之事：正、配每位设太樽三，著樽二，牺樽、象樽、壶樽、山樽各一，又设如樽之数。太樽，一实供内法酒，一实齐，一实醴齐；著樽，一实祠祭法酒，一实盎齐；牺樽实缇齐，象樽实沈齐，壶樽实昔酒，山樽实事酒；太，一实清酒，馀皆实明水。谨按《周礼》，春祠、夏礻龠用两牺樽、两象樽，秋尝、冬用两著樽、两壶樽；四时之间祀用两太樽、两山樽。又曰‘凡祭祀供五齐三酒，以实八尊’，然则六尊之数，凡十有二，其当时所用者四，其设而不酌者八。明堂乃季秋大享，则初献当用两著樽，一实玄酒，一实醴齐；亚、终献当用两壶樽，一实元酒，一实盎齐，皆有如樽之实。又设两太樽、两山樽、两牺樽、两象樽，实五齐、三酒而不酌，亦如之。今祭祀所用惟九樽，而首设太樽者三，以供内法酒及齐、醴齐实之；又设著樽者二，以祠祭法酒及盎齐实之；又设牺樽、象樽、壶樽、山樽，各以缇齐、沈齐、事酒、昔酒实之。尊之数不足以尽五齐、三酒也。又设太，以清酒实之。元酒不与齐酒对设也，则又为八以实之，且在三酒之後焉。盖不论所设之与所陈之义，但取遍於樽之数而已，实无经据也。宜仿《司樽彝》秋尝之制，设两著樽，一实元酒，一实醴齐，以俟初献；又设两壶樽，一实元酒，一实盎齐，以俟亚献、终献；其馀八樽，以实五齐、三酒，设而不酌，悉如《周官》之制。其醴齐，请以祠祭法酒代之；其盎齐，请以供内法酒代之。增三樽为十二之数，庶与《周官》相应。”
又言：“按：祭器实仿聂崇义《三礼图》制度，如爵为爵形，负盏於背，则不可以反坫；、簋如桶，其上为龟，则不可以盖。此类甚多，盖出於臆度，而未尝亲见古器也。自刘敞著《先秦古器记》，欧阳著《集古录》，李公麟著《古器图》，吕大临著《考古图》，乃亲得三代之器，验其款识，可以为据。政和新成礼器制度，皆出於此，其用铜者，尝有诏许外州以漆木为之。至主上受命於应天，郊祀於维扬，皆用新成礼器，初未尝废止。缘渡江散失，无有存者。昨来明堂所用，乃有司率意略仿崇义《三礼图》，其制非是，宜并从古器制度为定，其、簋、樽、之属，仍以漆木代铜，庶几易得成就。”
绍兴七年，诏大享明堂。时徽宗升遐，上躬行三年之丧，礼部、太常寺言：“景德、熙丰南郊故事，皆在谅ウ中，当时亲郊行礼，除郊庙、景灵宫合用乐外，所有卤簿鼓吹及楼前宫架、诸军音乐皆备而不作，其逐处警扬，止鸣金钲鼓角。乞依累朝故事行。”太常博士孙邦乞自受誓戒日，皇帝暨百僚、禁卫等权易吉服，至礼成还内仍旧。中书舍人傅崧卿援严父之文，欲升徽宗配享。诏令侍从、台谏、礼官同议。
礼部侍郎陈公辅言：“陛下方居道君皇帝之丧，而道君皇帝神灵方在几筵，岂可遽预配祭之礼？况梓宫未还，庙未有定议，臣愚以为当先期一日，陛下尽哀致奠，奏於道君皇帝以将有事明堂，暂离几筵，暂假吉服，盖国家故事不敢废也。然後即斋宫入太庙，行明堂事，事毕，服丧如初，斯谓合礼。”吏部尚书孙近等议，引司马光之说曰：“汉以高祖配天，後汉以光武配明堂。古之帝王，自非建邦启土，造有区夏者，皆无配天之文。虽周之成、康，汉之文、景、明、章，德业非不美也，然子孙不敢推以配天者，避祖宗也。近世祀明堂者，皆以其父配，此乃误认《孝经》之意，而违先王之礼，不可以为法。况梓宫未还，几筵未除，山陵未卜，而遽议配侑之事乎？臣等伏请今年明堂大礼，权依绍兴元年诏书，请俟削平僭乱，恢复大业，然後定郊祀明堂之议，一从成周，庶不失《礼经》之正。”诏从之。
三十一年九月辛未，大享明堂，罢合祭，奉徽宗配祀。祀五天帝、五人帝於堂上，五官神於东厢，罢从祀诸神位，用熙宁礼也。
礼部、太常寺言：“明堂大礼，车辂、卤簿、法驾、仪仗，理合预行讨论。欲依《政和五礼新仪》，宗祀上帝，有司陈法驾、卤簿，车驾自太庙乘玉辂诣文德殿。皇《明堂记 大驾宇图》用万有八千二百五十六人；大中祥符元年，法驾用万有六百六十一人。较之昨礼，令三分减一为率。礼官所定凡万有一千八十八人。昨绍兴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郊祀大礼，大驾、卤簿、捧日、奉宸队等共一万五千二百二十二人。今讨论明堂大礼，乞依绍兴二十八年例三分减一，用一万一百四十人。”从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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