遂复甘泉泰及雍五如故。夫明堂祀五帝，自武帝首行之。光武中兴以後，始建明堂，明帝、章帝、安帝遵行不变，大抵以武帝汶上明堂为法，不知周人祀上帝於明堂之意矣。是故汉儒之注释明堂者，皆云祀五帝，盖其见闻习熟然也。其後晋泰始中，有言明堂、南郊宜除五帝坐，只设昊天上帝一位。未几，韩杨建言，以汉魏故事，兼祀五帝，无祀一天者，竟复明堂五帝位，是又习熟汉魏故事而然也。抑又有甚焉者，唐开元中，王仲邱奏谓：‘享上帝，有合经义，而五帝并祀，行之已久，请二礼并行，以成大享之义。’本朝皇中，宋祁奏以上帝、五帝二礼并存，以明圣人尊天奉神之义，不敢有所裁抑。夫祀上帝於明堂，周礼也；祀五帝於明堂，汉礼也。合周、汉而并用之，既并祀五帝，又祀上帝，其义何居！是说也，创於王仲邱，袭於宋祁，後之言礼者，习熟见闻，又将循此以为不易之典。甚矣！知天之学不明，诸儒惑於古今同异，而莫知所决，行之既久，而莫觉其误也。肆我神祖，圣学高明，洞见周人明堂以文王配上帝之深意，屏黜邪说，断然行之，不以为疑。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，其孰能与於此哉！”
详定礼文所言：“祀帝於南郊，以天道事之；享帝於明堂，以人道事之。以天道事之，则虽配帝用犊，《礼》所谓‘帝牛不吉，以为稷牛’是也；以人道事之，则虽天帝用太牢，《诗》所谓‘我将我享，维羊维牛’是也。梁仪曹郎朱异请明堂用特牛，故隋唐因之，皆用特牲，非所谓以人道享上帝之意也。皇大享明堂，用犊七以荐上帝、配帝、五方帝，用豕各五以荐五人帝。熙宁中，礼院议昊天上帝、配帝用犊与羊豕各一，五帝、五人用犊与羊豕各五。皆未应礼。今明堂亲祠上帝、配帝、五方帝、五人帝，谓用牛羊豕各一。”六月，太常礼院言：“今年明堂，尚在慈圣光献皇后三年之内，请如熙宁元年南郊故事，惟祀事用乐，卤簿、鼓吹、宫架、皆备而不作。”从之。是後凡国有故，皆用此制。
又言：“按晋挚虞议，明堂之祭，备物以荐，三牲并陈，笾豆咸列，礼同人理，故配以近考。《开元》、《开宝礼》及见行仪注，明堂之享，席用藁秸，器陶匏，并与郊祀无别，殊非所谓‘礼同人理，配以近考’之意。请以莞席代藁秸、蒲越，以玉爵代匏爵，其豆、登、簋、俎、樽、，并用宗庙之器。”从之。
哲宗元元年，吏部尚书吕大防等请宗祀神宗皇帝於明堂，以配上帝，诏以季秋择日有事於明堂。
九月辛酉，帝大享於明堂，诏：“明堂礼毕，御紫宸殿，群臣起居，不奏祥瑞。御楼惟行肆赦仪，称贺并罢。”以太常寺言司马光薨故也。
四年九月辛巳，大享於明堂。礼毕，诣景灵宫及寺观恭谢。
先时，三省言：“按天圣五年南郊故事，礼毕行劳酒之礼，如元会之仪。今明堂礼毕，请太皇太后御会庆殿，皇帝於帘内行恭谢之礼，百僚称贺讫，宣群官升殿赐酒。”太皇太后不许，诏曰：“皇帝临御，海内晏安，五经季秋，再讲宗祀，以享天心。顾吾何功，获被斯福？今有司因天圣之故事，修会庆之盛礼，将俾文武称庆於庭。吾自临决万机畏，岂以菲薄之德，自比章献之明？矧复皇帝致贺於禁中，群臣奉表於闱左，礼文既具，夫又何求？前朝旧仪，吾不敢受。将来明堂礼毕，更不受贺，百官并内东门拜表。”
六年，太常博士赵言：“本朝亲享之礼，自明道以来，即大庆殿以为明堂，至於有司摄事之所，乃尚御於圜丘。窃见南郊斋宫有望祭殿，至就行礼。”从之。
徽宗崇宁四年，诏：“营建明堂，已度地鸠工，俟过来岁，取旨兴役。”明年，以彗出西方，遂诏罢之。
政和三年八月，诏立明堂於大内之丙地，徙秘书省於宣德门之东，以其地为之。
诏：“明堂之制，朕取《考工》互见之文，得其制作之本。夏后氏世室，堂修二七，广四修一；五室，三、四步，四、三尺；九阶，四旁两夹窗。考夏后氏之制，名曰‘世室’，又曰‘堂’者，则世室非庙。堂修二七，广四修一，则度以六尺之步，其堂修十四步，广十七步之半。又曰‘五室，三、四步，四、三尺者’，四步益四尺，中央土室也；三步益三尺，木、火、金、水四室也。每室四户，户两夹窗。此夏后氏之制也。商人重屋，堂修七寻，崇三尺，四阿重屋。商人名曰‘重屋’而又曰‘堂’者，非寝也。度以八尺之寻，其堂修七寻。又曰‘四阿重屋’者，阿，屋之曲也，重者屋之复也，则商人有四隅之阿，四柱复屋，则知下方也。周人明堂，度以九尺之筵。三代之制不相袭，夏曰‘世室’，商曰‘重屋’，周曰‘明堂’，则知皆堂也。东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堂崇一筵，五室，凡室二筵者，九筵则东西长，七筵则南北狭，所以象天，则知上圜也。夏商周之名虽不相袭，其制则一，唯步、寻、筵广狭不同而已。《考工记》所言三代之制，亦各互见。朕取夏后氏益土室之度，兼商人四阿重屋之制，从周人度以九尺之筵，上圆象天，下方象地，四户以合四序，八窗以应八节，五室以聚五行，十二堂以听十二朔，九阶、四阿，每室四户，夹以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