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位，而宗庙之享率如权制。朕方修郊见天地之始，其冬至日南郊，宜依熙宁十年故事，设皇地位，以严并况之报。厥後躬行方泽之祀，则修元丰六年五月之制，俟郊礼毕，集官详议典礼以闻。”
礼部尚书苏轼言：“恭睹陛下近者至日亲祀郊庙神，享答实蒙休应，然则圜丘合祭，允当天地之心，不宜复有改更。窃惟议者欲变祖宗之旧，圜丘祀天而不祀地，不过以谓：‘冬至祀天於南郊，阳时阳位也；夏至祀地於北郊，阴时阴位也。以类求神，则阳时阳位不可以求阴也。’是大不然。冬至南郊既祀上帝，则天地百神莫不从祀。古者，秋分夕月於西郊，亦可谓阴时阴位矣，至於从祀上帝，则冬至而祀月於南郊，议者不以为疑。今皇地亦从上帝而合祭於圜丘，独以为不可，则过矣。《书》曰：‘肆类於上帝，於六宗，望於山川，遍於群神。’舜之受禅也，自上帝、六宗、山川、群神，莫不毕告，而独不告地，岂有此理哉？武王克商、庚戍，柴、望。柴，祭上帝也；望，祭山川也。一日之间，自上帝而及山川，必无南北郊之别也，而独略地，岂有此理哉？臣以此知古者祀上帝，并祀地矣。何以明之？《诗》之序曰：‘《昊天有成命》，郊祀天地也。’此乃合祭天地，经之明文，而说者乃以比之《丰年》秋冬报也，曰：‘秋冬各报，而皆歌《丰年》，则天地各祭，而皆歌《昊天有成命》也。’是大不然。《丰年》之诗曰：‘丰年多黍多余，亦有高廪，万亿及秭，为酒为醴，畀祖妣，以洽百礼，降福孔皆。’歌於秋可也，歌於冬亦可也。《昊天成命》之诗曰：‘昊天有成命，二后受之，成王不敢康，夙夜基命宥密，於缉熙，单厥心，肆其靖之。’终篇言天而不及地。颂以告神明也，未有歌其所不祭，祭其所不歌也。今祭地於北郊，独歌天而不歌地，岂有此理哉？臣以知周之世祀上帝，则地在焉。歌天而不歌地，所以尊上帝，故其序曰‘郊祀天地也’。议者乃谓合祭天地，始於王莽，以为不足法。臣窃谓礼当论其是非，不当以人废。光武皇帝，亲诛莽者也，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。谨按《後汉书 郊祀志》：建武二年，初制郊兆於洛阳，为圜丘八阶，中又为重坛，天地位其上，皆南乡，西上。此则汉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。又按《水经注》，伊水东北至洛阳县圜丘东，大魏郊天之所，准汉故事，为圜丘坛八阶，中又为重坛，天地位其上。此则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。唐睿宗将有事於南郊，贾曾议曰：‘有虞氏黄帝而郊喾，夏后氏黄帝而郊鲧。郊之与庙，皆有也。於庙，则祖宗合食於太祖；於郊，则地群望皆合食於圜丘，以始祖配享。盖有事之大祭，非常祀也。’《三辅故事》：‘祭於圜丘，上帝、后土位皆南面。’则汉尝合祭矣。’时褚无量、郭山恽等皆以曾言为然。明皇天宝元年二月，敕曰：‘凡所祠享，必在躬亲，朕不亲祭，礼将有阙。其皇地宜就南郊合祭。’是月二十日，合祭天地於南郊，自後有事於圜丘皆合祭。此则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。今议者欲冬至祀天，夏至祀地，盖以为用周礼也。臣请言周礼与今礼之别。古者，一岁祀天者二，明堂享帝者一，四时迎气者五，祭地者二，享宗庙者四，此十五者，皆天子亲祭也。而又朝日、夕月、四望、山川、社稷、五祀及群小祀之类，亦皆亲祭此周礼也。太祖皇帝受天眷命，肇造宋室，建隆初郊，先享宗庙，乃祀天地。自真宗以来，三岁一郊，必先有事景灵宫享太庙，乃祀天地，此国朝之礼也。夫周之礼亲祭如彼其多，而岁岁行之，不以为难；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，而三岁一行，不以为易，其故何也？古者，天子出入，仪物不繁，兵卫甚简，用财有节，而宗庙在大门之内，朝诸侯，出爵赏，必於太庙，不止时祭而已。天子所治不过王畿千里，唯以斋祭礼乐为政事，能守此则天下服矣。是故岁岁行之，率以为常。至於後世，海内为一，四方万里，皆听命於上，机务之繁，亿万倍於古，日力有不能给。自秦汉以来，天子仪物日以滋多，有加无损，以至於今，非复如古之简易也。今之所行，皆非周礼。三年一郊，非周礼也；先郊二日而告原庙，一日而祭太庙，非周礼也；郊而肆赦，非周礼也；优赏诸军，非周礼也；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，非周礼也；自宰相、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赐赉，非周礼也。此皆不改，而独於地，则曰‘周礼不当祭於圜丘，’此何义也哉？议者必又曰：‘夏至不能行礼，则遣官摄祭，亦有故事。’此非臣之所知也。《周礼 大宗伯》，若王不与祭祀，则摄位。郑氏注曰：‘王有故，则代行其祭事。’贾公彦疏曰：‘有故，谓王有疾及哀惨皆是也。’然则摄事非安吉之礼。後世人主不能岁岁亲祭，故命有司行事，其所从来久矣。若亲郊之岁，遣官摄事，是无故而用有故之礼也。议者必又曰：‘省去繁文末节，则一岁可以再郊。’臣将应之曰：‘古者，以亲郊为常礼，故无繁文；今世以亲郊为大礼，则繁文有不能省也。若帷城、幔屋，盛夏则有风雨之虞。陛下自宫入庙，自庙出郊，冠通天，乘大辂，日中而舍，百官卫兵暴露於道，铠甲具装，人马喘汗，皆非夏至所能堪也。王者父事天，母事地，不可偏异。事天则备，事地则简，是於父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