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隆杀也，岂得以为繁文末节而一切欲省去乎？国家养兵，异於前世。自唐之时，未有军赏，犹不能岁岁亲祠，天子出郊，兵卫不可简省，大辂一动，必有赏给。今三年一郊，倾竭帑藏，犹恐不足，郊赉之外，岂有复加。若一年再赏，国力将何以给？分而与之，人情岂不失望？’议者必又曰：‘三年一祀天，又三年一祭地。’此又非臣之所知也。三年一郊，已为疏阔，若独祭地而不祭天，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。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。如此，则典礼愈坏，欲复古而背古益远，神必不顾享，非所以为礼也。议者必又曰：‘当郊之岁，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泽之祀，则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。’此又非臣之所知也。夫所以议此者，为欲举从周礼也。今以十月易夏至，以神州代方泽，不知此周礼之经邪，变礼之权邪？若变礼从权而可，则合祭圜丘何独不可乎？十月亲祭地，十一月亲祭天，先地後天，古无是礼。而一岁再郊，军国劳费之患，尚未免也。议者必又曰：‘当郊之岁，以夏至祀地於方泽，上不亲郊，而通权火，天子於禁中望祀。’此又非臣之所知也。《书》之望秩，《周礼》之四望，《春秋》之三望，皆谓山川在四郊者，故远望而祭也。今所在之处，俯则见地，而云望祭，是为京师不见地乎？此六议者，合祭可否之决也。夫汉之郊礼，尤与古戾，唐亦不能如古。本朝祖宗钦崇祭祀，儒臣礼官讲求损益，非不知圜丘、方泽皆亲祭之为是也，盖以时不可行，是故参酌古今，上合典礼，下合时宜，较其所得，已多於汉唐矣。天地、宗庙之祭，皆当岁遍。今不得岁遍，是故遍於三年当郊之岁，又不能於一岁之中再举大礼，是故遍於三日。此皆因时制宜，虽圣人复起，不能易也。今并祀不失亲祭，而北郊则必不能亲往，二者孰为重乎？若一年再郊，而遣官摄事，是长不亲事地也。三年间郊，当祀地之岁，而暑雨不可亲行，遣官摄事，则是天地皆不亲祭也。夫分祀天地，决非今世之所能行，愿陛下谨守太祖建隆、神宗熙宁之礼，无更改易郊祀庙享，以亿宁上下神。仍乞下臣此章，付有司集议，如有异论，即须画一解破臣所陈六议，使皆屈伏，上合《周礼》，下不为当今军国之患，不可但执《周礼》，更不论今可与不可施行，所贵严祀大典，以时决定。取进止。”贴黄称：“唐制，将有事於南郊，则先朝献太清宫，朝享太庙，亦如今礼先二日告原庙，先一日享太庙。然议者或亦以为非三代之礼。臣谨按：武王克商，丁未祀周庙，庚戌柴望，相去三日，则先庙後郊，亦三代之礼也。”
初，诏议北郊典礼，苏轼主合祭之说，从之者五人；刘安世主分祭之说，从之者四十人；又有三人，欲於十月以神州地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祀；又有一人，欲上不亲祠，而通权火，天子於禁中望拜。既而朝廷复送下三状，再令详定。安世复议，略云：“苏轼谓合祭圜丘，於礼为得，不可复改。臣等谨按《周礼》，天子亲祀上帝凡九，国朝三岁一郊，固已疏阔，岂可因循谬误，不加考正？古者，求神以类。天，阳物也；地，阴物也。岁、月、日、时、方位、牲器、乐舞，皆从其类。今议者於圣人成法则弃而不行，猥用王莽不经之说，至引夫妇同牢私亵之语，黩乱天地，又引《昊天有成命》之诗以为证。臣等切详此诗终篇未尝有合祭之文，序乃後儒之辞，亦谓成周之世，圜丘、方泽，各歌此诗，以为乐章耳。如《潜》之序曰：‘季冬献鱼，春荐鲔也。’《丰年》之序曰：‘丰年秋冬报也。’《噫嘻》之诗曰：‘春夏祈於上帝也。’如此之类，不知为一祭邪，抑二祭邪？若郊祀赐予，乃五代姑息之弊法，圣朝宽仁，不欲遽罢，若分而为二，何所不可？议者乃欲因此造为险语，以动上听；又引祸福殃咎之说，劫持朝廷，必欲从己，甚无谓也。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礼，而苏轼之议皆後世之便宜，权之与正，决不可合。伏望圣慈详审其当，上以体神考之志，下以正千载之惑，岂胜幸甚！”方送同议官签书，其徒驰告轼曰：“若刘承旨议上，决恐难答。”时苏辙为门下侍郎，遂白辙令请降旨罢议，安世议状竟不得上。
绍圣元年，诏：“罢合祭天地，自今因大礼之岁，以夏至之日，躬祭地於北郊。应缘祀事仪物及坛、道路、帷宫等，宜令有司参酌详具以闻。”盖用蔡京等议。然北郊亲祠，终帝世未克举云（详见《祀后土门》）。
左司员外郎曾文言：“周人以气臭事神，近世易之以香。按何佟之议，以为南郊、明堂用沈香，本天之质阳所宜也；北郊用上和香，以地於人亲、宜加杂馥。今令文北极天皇而下皆用湿香，至於众星之位，香不复设，恐於义未尽。”礼部、太常寺议，众星随其方色用币，每陛各设香。从之。
●卷七十二 郊社考五
○郊
徽宗建中靖国元年，诏：“初祀南郊，权合祭天地於圜丘。”起居郎周常等以合祭为非礼，曾布主其说，乃诏罢合祭。
是岁，帝初郊。十一月戊寅，玉辂至景灵宫行礼毕，赴太庙，大雪，上遣内臣问二相：“若大风雪不止，何以出郊？”右相曾布奏云：“郊礼尚在後日，雪势暴，必不久，况乘舆顺动，理无不晴，若更大雪，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