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坛，以褥藉地，象天黄道。太祖命撤之，设拜於地。和岘乞宣付史馆。’天圣二年，仪注又增设郊坛门道北御座黄道褥。康定初，有司建议，谓配帝褥用绯，以示损於天地；而自小次之前至坛上诸位，其道褥以黄，盖非典礼。是岁，有诏自小次至坛下撤黄道。臣等伏详《礼记》，郊祭之日，埽反道。郑氏注谓令新土在上也。其藉神席，天地尚质，则用蒲越藁秸；宗庙尚文，则设莞筵纷纯，加缫席画纯，加次席黼纯而已。天子受胙乃有席，《周礼 司几筵》所谓‘胙席’，是也。今来郊坛黄道褥欲更不设。”又言：“臣等看详《周官》，外祀皆有兆域，盖设一而已。後世因之，稍增其制。东汉坛位天神从祀者甚众，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，故外设重营，以为等限。日、月在中营内南道，而北斗在北之西，至於五星、中宫宿之属，则其位皆中营，二十八宿外宫星之属，则其位皆外营。然则为重营者，所以等神位也。唐因齐、隋之制，设为三，天神列位不出内，而御位特设於坛下之东南。若夫公卿分献，文武从祀，与夫乐架、馔幔则皆在中之内。而大次之设乃在外者，所以序祀事也。盖古者神位寡，祀事简，故兆守有域，以为遮列厉禁而已。後世神位既众，祀事亦繁，故为三，以严内外之限。国朝郊祀坛域，率循唐制，虽仪注具载圜丘三，每三十五步，而有司乃以青绳代内，诚不足以等神位、序祀事、严内外之限也。伏请除去青绳，如仪注为三。”从之。
哲宗元七年，亲郊。诏：“今岁圜丘，宜依熙宁十年故事，设皇地位，以申始见之礼。候亲祠北郊，依元丰六年五月八日指挥。”
南郊卤簿使、兵部尚书苏轼奏：“臣谨按：汉成帝郊祠甘泉泰、汾阴后土，而赵昭仪常从在属车间。时扬雄待诏承明，奏赋以讽，其略曰：‘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，屏玉女而ж妃。’言妇女不当与斋祠之间也。臣今备位夏官，职在卤簿。准故事，郊祀既成，乘舆还斋宫，改服通天冠、绛纱袍，教坊钧容作乐还内，然後后妃之属中道迎谒，已非典礼，而况方当祀事未毕，而中宫掖庭得在勾陈豹尾之间乎？窃见二圣崇奉大祀，严恭寅畏，度越古今，四万来观，莫不悦服。今车驾方宿斋太庙，而内中车子不避仗卫，争道乱行，臣愚窃恐於观望有损，不敢不奏。乞赐约束，仍乞取问随行合千勾当人施行。取进止。”时轼为卤簿使导驾，内中朱红车子十馀辆，有张红盖者，争道乱行於乾明寺前，轼於车中草此奏。奏入，上在太庙，驰遣人以疏白太皇太后。明日，中使传命申敕有司，严整仗卫，自皇后以下皆不复迎谒中道。
先时，元五年五月夏至，祭皇地，命尚书右丞许将摄事。将言：“王者父天母地，三岁冬至，天子亲祠，遍享宗庙，祀天圜丘，而夏至方泽之祭，乃止遣上公，则皇地遂永不在亲祠之典，此大阙礼。望博诏儒臣，讲求典故，明正祀典，为万世法。”诏礼部、太常寺及两省侍从官集议以闻。於是翰林学士兼侍读顾临等八人，请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，俟将来亲行北郊之礼，则合祭可罢。临与祖禹又言：“天地特祭，经有明文，然自汉以来，千有馀年，不能行之矣。宋兴，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，其不合祭者，惟元丰六年一郊耳。去所易而就所难，虚地之大祭，失今不定，後必悔之。”吏部侍郎范纯礼、彭汝砺、户部侍郎范子奇、礼部侍郎曾肇、刑部侍郎王觌、丰稷、权知开封府韩宗道、枢密都承旨刘安世、中书舍人孔武仲、陈轩、太常少卿盛陶、宇文昌龄、侍御史王畏、监察御史董敦逸、黄庆基、左司谏虞策、礼部郎中孙路、员外郎欧阳、太常丞韩治、博士朱彦、宋景年、阎本等二十二人，皆主北郊之议，而武仲又请以孟冬纯阴之月，诣北郊亲祠，如神州地之祭。杜纯议请南郊之岁，设望祠位於苑中，置权火，夏至命上公摄事，每献举权火。诏依王钦臣议，宜如祖宗故事，并祭天地一次。汝砺、肇复上疏论合祭非是，文多不载。九月，三省上顾临等议，太皇太后曰：“宜依仁宗皇帝故事。”吕大防言：“国朝以来，大率三岁一亲郊，并祭天地、宗庙，因行赦宥，颁赏军士，遂以为常。今诸儒献议，欲南郊不设皇地位，惟祭昊天上帝，於祖宗之制未见其可。”苏辙曰：“自熙宁十年，神宗皇帝亲祠南郊，合祭天地，今十五年矣。皇帝即位又已八年，未尝亲见地，乃朝廷阙典，不可不正。”范百禄言：“圜丘无祭地之礼，《记》曰：‘有其废之，莫可举也。’先帝所废，稽古据经，未可轻改。”大防又言：“先帝因礼文所建议，遂令诸儒议定北郊祀地之礼，然未经亲行。今皇帝临御之始，当亲见天地，而地之位独不设，恐亦未安。况本朝祖宗以恩霈四方，庆赉将士，非三岁一行，则国力有限。今日宜为国事勉行权制，俟异时议定北郊制度及太庙享礼，行之未晚。”太皇太后以吕大防之言为是。苏颂、郑雍皆以古者人君嗣位之初，必郊见天地，今皇帝初郊而不祀地，恐未合古。乃下诏曰：“国家郊庙特祀，祖宗以来，命官摄事，则三岁一亲郊，则先享清庙，冬至合祭天地於圜丘。元丰间，有司援周制，以合祭不应古义，先帝乃诏定亲祠北郊之仪，未之及行。是岁，郊祀不设皇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