》一。 《天郊飨神歌》一。
元帝即位於建康，太兴二年，立南郊於已地，其制度皆太常贺循所定，多依汉及晋初之仪。
三月辛卯，帝亲郊祀，飨配之礼一依武帝始郊故事。时尚未立北坛，地众神并在天郊。
始议立郊祀仪。尚书令刁协等议，宜须旋都洛邑乃修之。司徒荀组据汉献帝都许即便立郊，宜於此修奉。从之。
成帝咸和八年，制：“天郊则五帝之佐、日、月、五星、二十八宿、文昌、北斗、三台、司命、轩辕、后土、太一、天一、太微、钩陈、北极、雨师、雷、电、司空、风、伯、老人，凡六十二神从祀。”
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，南郊，帝亲奉焉。祝文称“嗣天子臣某”。
安帝元兴三年，刘裕讨桓元，走之。已卯，告成功於南郊。是年，帝蒙尘江陵未反。其明年应郊，朝议以为宜依周礼，宗伯摄三公行事。尚书左丞王约之独曰：“郊天极尊，非天子不祀，无使皇舆不得亲奉。”从之。
郊庙牲、币、璧、玉之色，虽有成文，秦世多以骝驹（赤马黑鬣曰骝），汉则但云犊，未辨其色。江左南北郊同用元牲。
礼有事告祖祢宜社之文，未有告郊之典也。汉仪，天子之丧，使太尉告谥於南郊，他无闻焉。魏文帝黄初四年七月，帝将东巡，以大军当出，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祀南郊。及文帝崩，太尉锺繇告谥南郊，皆有事於郊也。江左则废。
宋武帝永初二年正月上辛，帝亲祀南郊，大赦。
三年九月（时营阳王已即位），司空徐羡之等奏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。诏可。
孝武大明二年正月，有司奏：“今月六日南郊，舆驾亲奉；至时或雨，遂迁日，有司行事。”
有司奏：“按：魏代郊天值雨，更用後辛。晋代顾和亦云更择吉日，徐禅云晋代或丙或庚，并别有义。”“且武帝十二月丙寅受禅，二年十一月庚寅冬至，祀天於圜丘，非专祈。又按《郊特牲》‘受命於祖庙，作龟於祢宫’者，谓告之，退而卜。则告义在郊，非告日也。今日虽有迁，郊祀不异，不应重告。”徐爰议以为：“郊祀用辛，何偃据《礼》，不应更告。毛血告之後，虽有事，得更应有司行事，不容迁郊。”参议：“宜於遇雨迁用後辛，不重告。”诏可。
南郊自魏以来，多使三公行事。
三年，移郊兆於秣陵牛头山西，在宫之午地（徐爰曰：“《礼记》：燔柴於泰坛，祭天也；迎日於南郊，就阳位也。晋代过江，郊祭悉在北，或南出道狭，多於已地。大宋造邦维新，宜移郊正午，以定天位。”）。
五年，有司奏郊用三牛。孝武崩，废帝以郊旧地为吉祥，移置本处。
齐高祖受禅，明年正月上辛，有事南郊而无配，牺牲之色因晋、宋故事。
武帝建元五年，正月，祀南郊。自兹以後，间岁而祀（时有司奏：“前代嗣位，或因前郊年，或自更始。今年正月已郊，未审明年应郊与否？”尚书令王俭议：“检晋明帝太宁五年南郊，其年九月崩，成帝即位，明年改元，即郊。简文咸安二年南郊，其年七月崩，孝武帝即位，明年改元，亦郊。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，其年二月崩，孝武嗣位，明年改元，亦郊。此二代明例，差可依仿。”祭酒张绪等并同。诏可）。
永明元年，立春前郊祀（王俭启云：“按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，南郊，其月十一日立春；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，郊，其月八日立春。此近代明例，不以先郊後春为嫌，无烦迁日。”帝从之）。郊坛圆兆外内起瓦屋，形制宏壮（散骑常侍庾昙崇启云：“祭天尚质，秦、汉以来，郊兆坛域无立宫室，以明谦恭。”诏付外详。博士贺议：“《周礼》：‘王旅上帝，张毡案。’以毡为床於幄中，不闻郊所置宫宇也。”虞炎议：“汉之郊祀，天子自竹宫遥拜，息殿去坛既远，奉祀毕，旋息於此，无嫌。”祠部郎中李议：“《周礼》：‘凡祭祀张其旅幕，张尸次。’尸则有幄。郑仲师云：‘尸次，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帐也。’凡祭之文，既不止於郊祀；立尸之言，理亦关於宗庙。古则张幕，今也房屋，宗庙旅幕可变为栋宇；郊坛毡案，何为不转制檐甍？”遂不行昙崇议）。
梁武帝即位，南郊，为坛在国之南（坛高二丈七尺，径十八丈，其外再，四门），常与北郊间岁。正月，皇帝致斋於万寿殿，上辛行事（吴操之云：“启蛰而郊，郊应在立春後。”何佟之云：“今之郊祀，是报昔岁之功，而祈今年之福，故取岁首上辛，不拘立春先後。周之冬至圜丘，大报天也；夏正又郊，以祈农事。故有启蛰之说。”帝曰：“圜丘自是祭天，先农即是祈。祭昊天宜在冬至，祈必须启蛰。”），用特牛一，祀天皇大帝於坛上，攒题曰“皇天座（四年，佟之启：“《周礼》称天曰神，今天攒宜题曰‘皇天座’。”）”，以皇考太祖文帝配，五帝、天文从祀（五方上帝、五官之神、太一、天一、日、月、五星、二十八宿、太微、轩辕、文昌、北斗、三台、老人、风伯、雨师皆从祀。其五帝、二十八宿及风、雨师等座有坎，馀皆平地。王僧崇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