曰：“五祀位在北郊，圜丘不宜重设。”帝曰：“五行之气，天地俱有，故宜两从。”僧崇又曰：“风伯、雨师皆箕、毕也，而今南郊祀箕、毕，复祭风伯、雨师，恐乖祀典。”帝曰：“箕、毕自是二十八宿，风伯、雨师即箕、毕下隶，两祭非嫌。”）。礼以苍璧制币，除鬯（佟之启：“按：鬯者盛以六彝，覆以画幂，备其文饰，施之宗庙。今郊有，恐乖尚质，宜革之。”帝依之），香用沉（取本天之质阳所宜），器以陶匏素俎，席用藁秸（太祝牒：“坛下神座，悉用白茅，俎以漆。”诏下议。八座奏：“《礼》云：‘观天下之物，务称其德。’则知郊祭俎不应漆。席用白茅，《礼》无所出。”於是改用素俎，五帝以下皆蒲席藁荐）。皇帝一献，再拜受福（帝以一献为质，三献为文，诏下议。博士陆玮等以为宗祧三献，义兼臣下，上天之礼，主在帝王。约理申义，一献为允。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献。惟皇帝受福，明上灵降祚，臣下不敢同）。太尉设燎坛於丙地，礼毕，器席有司埋之（佟之议曰：“《礼》：‘祭器弊则埋之。’今一用便埋，费而乖典。”帝曰：“荐席轻物，陶匏贱器，方还府库，容後秽恶。但弊则埋之者，谓四时祭器耳。”从有司烧埋之）。五年，迎五帝，以始祖配（时明山宾议，以始祖配飨五帝，从之）。十一年，帝曰：“《礼》‘祭月於坎’，由是阴义，乃别祭之仪。今兆南郊，既云就阳，理不应为坎。”遂废之（八座奏曰：“五帝之义，不应居坎。良由齐代圜丘小峻，边无神位。今丘形既广，请五帝座悉於坛上，外域二十八宿及风伯、雨师等座，悉停为坎”）。十七年，帝以威仰、魄宝俱是天神，於坛则尊，於下则卑。南郊所祭天皇，其五帝别有明堂之祀，不烦重设。又祭二十八宿无十二辰，於义阙然。南郊可除五帝祀，加十二辰与二十八宿，各於其方为坛。
诏定郊之乐，以“雅”为称，取《诗序》“雅者正也”之义。《後雅》，三曲，四言（取《礼记》：“司徒论选士，升之学，曰俊士。”二郊用）。《皇雅》，三曲，五言（取《诗》：“皇矣上帝，临下有赫。”二郊、太庙同用）。《涤雅》，一曲，四言（取“帝牛在涤三月。”出入用）。《雅》一曲，四言（荐毛血用）。《诚雅》一曲，三言（取至诚感神义，南郊降神用）。又《诚雅》，一曲，四言（送神用）。《献雅》，一曲，四言（饮福用）。《雅》，一曲，四言（就燎用）。其辞并沈约所制。普通中，荐蔬无牲牢，遂省《涤》、《雅》云。
陈武帝永定元年受禅，修圜丘（坛高二丈二尺五寸，广十丈）柴燎告天。明年，因以正月上辛，有事南郊，以皇考德皇帝配，除十二辰、风伯、雨师及五帝位（太常卿许通奏曰：“按《周礼》以血祭祭社稷五祀。郑元云：‘阴祀自血起，贵气臭也。五祀，五官之神也。’五神主五行，隶於地，故与埋沈辜同为阴祀。既非柴，无关阳祭。故何休云：‘周爵五等者，法地有五行也。’五神位在北郊，圜丘不宜重设。又按以燎祀风伯、雨师，郑众云：‘风伯箕，雨师毕，皆星也。’今南郊祭箕、毕，复祭风伯、雨师，恐乖祀典。”制并依。音普逼反，音羊九反），间岁而祀。文帝天嘉中，改以高祖配，复三献之礼（许通曰：“按《周礼 司樽彝》云，三献施於宗祧。郑元注：‘一献施於小祀。’今用小祀之礼施於大神大帝，为不通矣。”从之）。宣帝即位，以郊坛卑下，更增广之（祠部郎王元规议曰：“古圜方二丘并因见有，本无高广之数。後代随事迁都，有筑建丈尺之仪。但五帝、三王不相沿袭，今增南郊上径十二丈，则天大数；下径十八丈，取三分益一；高二丈七尺，取三倍九尺之堂。”）。
後魏道武皇帝即位二年正月，亲祀上帝於南郊，以始祖神元皇帝配。坛通四陛，埒三重，天位在上，南面，神元西面，五帝以下天文从食（五精帝在坛内，四帝各於其方。黄帝在未，日、月、五星、二十八宿、天一、太一、北斗、司中、司命、司禄、司人在中内，各因其方。其馀从食者各千馀神，在外内）。席用藁秸，玉以四，币用У帛，牲以黝犊（上帝、神元用犊各一，五方帝共犊一，日、月等共牛一）。祭毕，燎牲体左於坛东已地（从阳之义）。後冬至，祭上帝於圜丘，牲币并同。天赐二年四月，复祀天於西郊，为方坛，东为二陛，土陛无等。周垣四门，门各依方色为名。置木主七於坛上。牲用白犊、黄驹、白羊各一。祭之日，帝御大驾至郊所，立青门内近南，西面。内朝臣皆位於坛北，外朝臣及夫人、方容咸位於青门外。后率六宫从黑门入，列於青门内近北，并西面。廪牺令掌牲，陈於坛前，女巫执鼓，立於陛东，西面。选帝七族子弟七人，执酒在巫南，西面北上。女巫升坛摇鼓，帝拜，后肃拜，内外百官拜。祀讫，乃杀牲。执酒七人，西向，以酒洒天神主，复拜。如此者三，礼毕而反（後魏道武帝西平姑臧，东下山东，足为雄武之主。其时用事大臣崔浩、李顺、李孝伯等诚皆有才多，是谋猷之士，全少通儒硕学，所以郊祀，帝、后、六宫及女巫预焉，馀制复多参夷礼而违旧章）。自後岁一祭。
明元帝太常三年，立五精帝兆於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