：‘周之始郊，日以至。’此言冬至祭圜丘，而谓之郊者，以圜丘在郊故也。”
杨氏曰：“愚按：《大司乐》冬至圜丘一章，与祭绝不相关，而注妄称圜丘为。《祭法》祖宗三条，分明说宗庙之祭，惟郊一条，谓郊祀以祖配天尔。而注皆指为祀天。《大传》礼不王不一章，言王者其祖之所自出，诸侯只及其太祖，大夫惟有功始其高祖。所论宗庙之祭隆杀、远近尔，於祀天乎何与？而注妄指为祀感生帝。窃尝疑郑康成博洽大儒，解释他经，最为有功，及注此三章，则同归於误，其病果安在乎？盖读《祭法》不熟而失之也。夫《祭法》历叙四代、郊、祖、宗之礼，文皆在郊上，盖谓郊止於稷，而上及乎喾，之所及者最远，故先言之耳。郑氏不察，谓又郊之大者，於是以《祭法》之为祀天圜丘，以喾配之；以《大传》之为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，以稷配之。且《祭法》之与《大传》之，其义则一，皆言其祖之所自出也。郑氏强析之而为祀天两义，遂分圜丘与郊为两处，昊天上帝与感生帝为两祀，喾配天与稷配天为两事，随意穿凿，展转枝蔓，何其谬邪！又以祀五帝、五神於明堂，而以文王、武王配之，谓之祖、宗。夫《孝经》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，此严父之义也。抗五神於五帝之列，而以文武并配，於理自不通矣，况祖、宗乃二庙不毁之名，於配食明堂何关焉？夫因读《祭法》一章之误，而三章皆误。不惟三章之误而已，又推此说以释他经者不一而止，疏家从而和之，凡燔柴、升烟、乐舞、酒齐之类，皆分昊天与感生帝为两等，驯至隋唐之际，昊天上帝与感生帝二祀常并行而不废。唐世大儒杜佑作《通典》，惑於郑注《大传》之说，亦以感生帝与昊天上帝并列而为二，是又读《大传》本文不熟而失之也。明堂袭郑氏祖宗之义，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并配者，盖有之矣。幸而王肃诸儒力争之於前，赵伯循与近世大儒辨正之於後，大义明白，炳如日星，而周公制作精微之意可以复见，不然，则终於晦蚀而不明矣，可胜叹哉！”
按：祀天莫大於郊，祀祖莫大於配天。四代之郊见於《祭法》，经文简略，後之学者莫不求之郑注，而注之丛杂牾如此。先儒谓其读《祭法》不熟，见序於郊之上，於是意之所祀者亦天也，故尽以祀天。然康成，汉人也，西汉之所谓郊祀，盖袭秦之制而杂以方士之说，曰泰一，曰五帝，丛杂而祀之，皆谓之郊天。太史公作《封禅书》，所序者秦汉不经之祠，而必以舜类上帝，三代郊祀之礼先之。至班孟坚则直名其书曰《郊祀志》，盖汉世以三代之所郊祀者祀泰一、五帝，於是以天为有六，以祀六帝为郊。自迁、固以来，议论相袭而然矣。康成注二《礼》，凡祀天处必指以为所祀者某帝，其所谓天者非一帝，故其所谓配天者亦非一祖，於是释、郊、祖、宗以为或祀一帝，或祀五帝，各配以一祖。其病盖在於取谶纬之书解经，以秦汉之事为三代之事。然六天之祀，汉人崇之，六天之说，迁、固志之，则其谬亦非始於康成也。愚尝著《汉不郊祀论》，见所叙西汉事之後。
《郊特牲》：“郊之祭也，迎长日之至也（《易说》曰：“三王之郊，一用夏正。”夏正，建寅之月也。此言迎长日者，建卯而昼夜分，分而日长也。正音征）。兆於南郊，就阳位也；扫地而祭，於其质也；器用陶匏，以象天地之性也。於郊，故谓之郊。牲用も，尚赤也；用犊，贵诚也（も，息营反。尚赤者，周也）。郊之用辛也，周之始郊，日以至（言周以郊天之月而日至，阳气新用事，顺之而用辛日。此说非也。郊天之月而日至，鲁礼也。三王之郊，一用夏正，鲁以无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，是以建子之月郊天，示先有事也。用辛日者，凡为人君当斋戒自新耳。周衰礼废，儒者见周礼尽在鲁，因推鲁礼以言周事。疏曰：“王肃用董仲舒、刘向之说，以此为周郊。上文云‘郊之祭，迎长日之至’，谓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，而迎此冬至长日之至也。而用辛者，以冬至阳气新用事，故用辛也。‘周之始郊，日以至’者，对建寅之月，又祈郊祭；此言‘始’者，对建寅为始也。郑康成则异於王肃。上文云‘迎长日之至’，自据周郊；此云‘郊之用辛’，据鲁礼也。言郊用辛日者，取斋戒自新。‘周之始郊日以至’者，谓鲁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；云‘始’者，对建寅之月天子郊祭，鲁於冬至之月始初郊祭，示先有事，故云‘始’也。”杨氏曰：“郊祭言‘迎长日之至也’，谓冬至阳之始，日渐长，故冬至郊天，所以迎长日之至也。下文‘郊之用辛也，周之始郊，日以至’，谓以冬至郊天，取阳新用事，故用辛日也。二说皆取冬至郊天也。董仲舒、刘向，汉之大儒，又在郑氏之前，郑氏不从其言，必以迎长日为建寅之月郊天，迎春分之长日，又以周之始郊为鲁郊者，盖郑氏欲分圜丘与郊为两事。用既以冬至圜丘，则冬至不得复有郊，故用《易纬》之说，以周郊用建寅之月。此云‘周之始郊，日以至’者，非周之始郊，乃鲁之郊也。但此章本文明言周之始郊，今乃以周为鲁，岂不谬哉？”又按《圣证论》，王肃与马昭之徒，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，或云用冬至之月。据《周礼》，圜丘则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