> ※《郭象注庄子》十卷
晁氏曰：庄周撰，郭象注。周为蒙漆园吏。按《汉书志》本五十二篇，晋向秀、郭象合为三十三篇；《内篇》八，《外篇》十五，《杂篇》十一。唐世号《南华真经》。自孔子没，天下之道术日散。老聃始著书垂世，而虚无自然之论起。周又从而羽翼之，掊击百世之圣人，殚残天下之圣法而不忌，其言可谓反道矣。自荀卿、杨雄以来，诸儒莫不辟之，而放者犹谓自游方之外，尊其学以自肆。於是乎礼教大坏，戎狄乱华，而天下横流，两晋之祸是已。自熙甯、元丰之後，学者用意过中，见其书末篇论天下之道术，虽老聃与其身皆列之为一家而不及孔子，莫不以为阳讠此孔子而阴尊焉，遂引而内之，殊不察其言之指归宗老氏邪，宗孔氏邪？既曰宗老氏矣，讵有阴助孔子之理也邪？至其论道术而有是言，盖不得已耳。夫盗之暴也，又何尝不知主人之为主人邪？顾可以其智及此，遂以为尊我，开关揖而进之乎？窃惧夫祸之过乎两晋也。
东坡苏氏《庄子祠堂记》曰：谨按《史记》，庄子“与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。其学无所不窥，然要本归於老子之言。故其著书十馀万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作《渔父》、《盗》、《去箧》，以诋訾孔子之徒，以明老子之术。”此知庄子之粗者。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，要不可以为法耳。楚公子微服出亡，而门者难之，其仆操而骂曰：“隶也不力，门者出之。”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，以仆为不爱公子则不可，以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。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，阳挤而阴助之。其正言盖无几，至於诋訾孔子，未尝不微见其意。其论天下道术，自墨翟、禽滑、彭蒙、慎到、田骈、关尹、老聃之徒，以至於其身，皆以为一家，而孔子不与，其尊之也至矣。然余尝疑《盗》、《渔父》则若真诋孔子者，至於《让王》、《说剑》，皆浅漏不入於道。反覆观之，得其寓言之终曰：“阳子居西游於秦，遇老子，老子曰：‘而睢睢，而于々，而谁与居。太白若辱，盛德若不足。’阳子居然变容。其往也，舍者将迎，其家公执席，妻执巾栉，舍者避席，炀者避灶。其反也，舍者与之争席矣。”去其《让王》、《说剑》、《渔父》、《盗》四篇，以合於《列御寇》之篇，曰“列御寇之齐，中道而反，曰：‘吾惊焉，吾食於十浆而五浆先饣鬼’”然後悟而笑曰，是固一章也。庄子之言未终，而昧者剿之，以入其言，余不可以不辩。凡分章名篇，皆出於世俗，非庄子之本意。
《朱子语录》曰：庄、列亦似曾点底意思，他也不是专学老子，吾儒书他都看来，不知如何被他卓见这个物事，便放浪去了。今禅学也是恁地。列、庄本杨朱之学，故其书多引其语。庄子说：“子之於亲也，命也，不可解於心。”至臣之於君，则曰：“义也，无所逃於天地之。”是他看得那君臣之义，似是逃不得，不奈何，须着臣伏他。更无一个自然相胥为一体处，可怪！故孟子以为无君，此类是也。又庄子比列子见较高，气较毫，他是事事识得，又蹴踏了，以为不足为。列子有规矩。问：“庄子、孟子同时，何不曾相遇？又不闻相道及？”先生曰：“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，他只是在僻处自说。孟子平生足迹只在齐、鲁、滕、大梁之，不曾过大梁之南。庄子自是楚人，想见声闻止於梁而止。然当时南方亦多异端，如陈良之类是也。”
陈氏曰：按晋郭象传，向秀解庄子，未竟而卒，颇有别本迁流。象窃以为已注，乃自注《秋水》、《至乐》二篇，又易《马蹄》一篇，其馀点定文句而已。其後秀义别出，故今有向、郭二《庄》，其义一也。然向义今不传，但时见陆氏《释文》。
※《庄子音义》三卷
陈氏曰：唐陆德明撰。即《经典释文》二十六至二十八卷。
※成元英《庄子疏》三十三卷
晁氏曰：唐道士成元英撰。本郭象注，为之疏义。元英字子实，陕州人，隐居东海。贞观五年，召至京师，加号西华法师。永徽中，流郁州，不知坐何事。书成，道士元庆邀文学贾鼎就授大义。序云：“周字子休，师长桑公子。《内篇》理深，故别立篇目。《外篇》、《杂篇》，其题取篇目二字而已。
※文如海《庄子疏》十卷
晁氏曰：唐文如海撰。如海，明皇时道士也。以郭象注放乎自然而绝学习，失庄生之旨，因再为之解。凡九万馀言。
※吕吉甫注《庄子》十卷
晁氏曰：皇朝吕惠卿撰。吉甫，惠卿字也。元丰七年，先表进《内篇》，馀续成之。
※王元泽注《庄子》十卷
晁氏曰：皇朝王字元泽撰。
※《东坡广成子解》一卷
晁氏曰：皇朝苏轼撰。取《庄子》中”黄帝问道於广成子“一章为之解。景迂尝难之。其序略曰：“某晚玷先生荐贤中，安敢与先生异论？然先生许我不苟，同翰墨具在。”
※《冠子》八卷
晁氏曰：班固载：“冠子，楚人。居深山，以羽为冠。”著书一篇，因以名之。至唐韩愈称爱其《博选》、《学问篇》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