罪，岂可以轻附重，禁锢逾时！言念哀矜，又难全废。其诸司囚徒，罪无轻重，并宜各委本司据罪详断，轻者即时疏理，重者候过立春，至秋分然後行法。如是事系军机，须行严令，或谋为逆恶，或蕴蓄奸邪，或行劫杀人，难於留滞，并不在此限。”
明宗天成二年，大理寺奏：“按《断狱律》，诸死罪不待覆奏报而决者，流二千里；即奏报应决者，听三日乃行刑，若限未满而行刑者，徒一年。伏以人命至重，死不再生。近年以来，全不覆奏，或蒙赦宥，已被诛夷。乞敕所司，应在京有犯极刑者，令决前、决日各一覆奏，听进止；有凶逆犯军令者，亦详临时一覆奏。”奉敕依。
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“五代之际，时君以杀为嬉，视人命如草芥，唐明宗颇有仁心，独能斟酌悛救。天成三年，京师巡检军使浑公儿口奏，有百姓二人，以竹竿习战斗之事。帝即传宣令付石敬塘处置，敬塘杀之。次日，枢密使安重诲敷奏，方知悉是幼童为戏。下诏自咎，以为失刑，减常膳十日，以谢幽冤；罚敬塘一月俸；浑公儿削官，杖脊、配流登州；小儿骨肉，赐绢五十匹，粟麦各百石，便令如法埋葬。仍戒诸道州府，凡有极刑，并须子细裁遣。此事见《旧五代史》，《新书》去之。”
长兴四年，大理正张仁彖奏：“伏见诸道州府刑杀罪人，虽有骨肉寻时，不容收瘗，皆给丧葬行人皆於城外，或残害尸，多致邀求。准《狱官令》，诸大辟罪，并官给酒食，听亲故辞诀，宣告犯状，日未後行刑。注云：“决之经宿，所司即为埋瘗；若有亲故，亦任收葬。又条，诸囚死无亲戚者，官给棺，於官地埋瘗，置砖铭於圹内，立牌於冢上，书其姓名。请依令指挥。”从之。
闽主曦欲杖御史中丞，谏议大夫郑元弼谏曰：“古者刑不上大夫，中丞，仪刑百辟，岂宜加之楚！”乃释之。
致堂胡氏曰：“庶人贫贱，不能备礼，故不责以行礼；大夫尊贵，不可加刑，故不使之受刑。非固欲然，因其势也。贾谊得圣人之意，故引投鼠忌器之喻，自是汉不加刑於大臣，大臣有罪，皆自杀。而临川王氏反此义为之说曰：‘礼，不可以庶人为下而不用；刑，不可以大夫为上而不施。’其意非为化民成俗而兴礼教也，直欲杀戮故老以制异己耳，岂非邪说害义之大乎！以区区之闽，无道之曦，犹能为郑元弼正论而自屈；谈经佐王，乃祖韩非、商鞅之术，曾元弼之不若，而世犹尊信之。何哉！”
晋天福十二年，敕：“应天下凡关强盗捉获，不计赃物多少，按验不虚，并宜处死。”
时四方盗贼多，朝廷患之，故重其法，仍分命使者捕。逐苏逢吉自草诏意云：“应贼及四邻同保，皆全族处斩。”众以为：“盗犹不可族，况邻保乎？”逢吉固争，不得已，但省去“全族”字。由是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平阴十七村民。逢吉为人文深好杀，在河东幕府，尝令帝静狱祈福，逢吉尽杀狱囚还报。
汉法既严，而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尤残忍，宠任孔目官解晖，凡入军狱者，使之随意锻炼，无不自诬。及三叛连兵，民震动惊讹，弘肇掌部禁兵，巡逻京城，得罪人，不问情轻重，於法如何，皆专杀不请，或决口、断舌、筋、折胫，无虚日，虽奸盗屏息，而冤死者甚众。
周太祖广顺二年，敕：“民有诉讼，必先历县州及观察使处决，不直，乃听诣台省。或自不能书牒，倩人书者，必书所倩姓名、居处；若无可倩，听执素纸。所诉必须已事，无得挟私妄诉。”
世宗显德四年，中书门下奏：“准宣，法书行用多时，文意古质，条目繁细，使人难会，兼前後敕格，差缪重叠，亦难详究。宜令中书门下并行删定，务从简要，所贵天下易为颁行者。伏以今奉制旨删律令之书，求政理之本，经圣贤之损益，为今古之章程，历代以来谓之彝典。朝廷之所行用者，《律》一十二卷、《律疏》三十卷、《式》二十卷、《令》三十卷、《开成格》一十卷、《大中统类》一十二卷，及皇朝制敕等。折狱定刑，无出於此。律令则文辞古质，看览者难以详明；格敕则条目繁多，俭阅者或有疑误。加以边远之地，贪猾之徒，缘此为奸，浸以成弊。方属盛明之运，宜伸画一之规，所冀民不陷刑，吏知所守。臣等商量，望准圣旨施行，仍差侍御史知杂事张等十人编集新格，敕成部帙。律令之有难解者，就文训释；格敕之有繁杂者，随事删除。止要诣理省文，兼且直书易会。其中有重轻未当，便於古而不便於今，矛相攻，可於此而不可於彼，尽宜改正，无或率拘。候编集毕日，委御史台、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及两省五品以上官参详可否，送中书门下议定，奏取进止。”从之。至五年七月七日，中书门下及兵部尚书张昭远等奏：“其所编集，勒成一部，别有目录，凡二十一卷，目之为《大周刑统》，伏请颁行天下，与律疏令式通行。其《刑法统类》、《开成格》编敕等，采掇既尽，不在法司行使之限，自来有宣命指挥公事及三司临时条法，州县见今施行，不在编集之数。应该京百司公事，逐司各有见行条件，望令本司删集，送中书门下详议闻奏者。”奉敕宜依。
五年，敕：“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