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而笞数既多，反以杀人。其後以为笞者多死，其罪不至死者，遂不复笞，而止於徒、流。魏晋以下，笞数皆多，笞法皆重，至唐而後，复有重杖、痛杖之律，只曰一顿，而不为之数，行罚之人得以轻重其手，欲活则活之，欲毙则毙之。夫生之与死，楚之与刀锯，亦大有矣。今重杖、痛杖之法，乃出入乎生死之，而使奸吏因缘为市，是何理也？至於当绞、斩者皆先决杖，或百或六十，则与秦之具五刑何异？建元时始定重杖为死刑，贞元时始令死刑不先决杖，盖革累朝弊法云。
宪宗时，刑部侍郎许孟容等删天宝以後敕为《开元格後敕》。
时李吉甫、李绛为相，吉甫言：“治天下必任赏罚，陛下频降赦令，蠲逋赈饥，恩德至矣。然典刑未举，中外有懈怠心。”绛曰：“今天下虽未大治，亦未甚乱，乃古平国用中典之时。自古欲治之君，必先德化，至暴乱之世，始专任刑法。吉甫之言过矣。”帝以为然。司空于ν亦讽帝用刑以收威柄，帝谓宰相曰：“ν怀奸谋，欲朕失人心也。”
元和八年，诏：“两京、关内、河东、河北、淮南、山南东西道死罪十恶、杀人、铸钱、造印，若强盗持杖劫京兆界中及他盗赃逾三匹者，论如故。其馀死罪皆流天德五城，父祖子孙欲随者，勿禁。”
《唐史 刑法志》论曰：“刑者，政之辅也。政得其道，仁义兴行，而礼让成俗，然犹不敢废刑，所以为民防也，宽之而已。今不隆其本、顾风俗谓何而废常刑，是弛民之禁，启其奸，犹积水而决其防。故自元宗废徒、杖刑，至是又废死刑，民未知德，而徒以为幸也。”
穆宗时，每有司断大狱，令中书舍人一人参酌而轻重之，号“参酌院”。其後罢之。
大理少卿崔杞奏曰：“国家法度，高祖、太宗定制二百馀年矣。《周礼》正月布刑，张之门闾及都鄙邦国，所以屡丁宁，使四方谨行之。大理寺，陛下守法之司也。今别设参酌之官，有司定罪，乃议其出入，是子夺系於人情，而法官不得守其职。昔子路问政，孔子曰：‘必也正名乎。’臣以为参酌之名不正，宜废。”乃罢之。
文宗时，命尚书省郎官各删本司敕，而丞与侍郎覆视，中书、门下参其可否而奏之，为《太和格後敕》。
太和九年，李训、郑注谋诛宦官不克，仇士良等擒宰相王涯、舒元舆等入左军，被以桎梏，掠拷不胜苦，自诬服，称与李训谋行大逆，尊立郑注。於是以左神策出兵三百人，以李训首引王涯、王、罗立言、郭行馀，右神策出兵三百人，拥贾饣束、舒元舆、李孝本献於庙社，徇於两市。命百官临视，腰斩於独柳之下，枭其首於兴安门外。亲属无问亲疏皆死，孩稚无遗，妻子不死者没为官婢。
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上表请王涯等罪名，且言：“涯等儒生，荷国荣宠，咸欲保身全族，安肯构逆。训等实欲讨除内臣，两中尉自为救死之谋，遂致相杀；诬以反逆，诚恐非辜。设若宰相实有异图，当委之有司，正其典刑，岂有内臣擅领甲兵，恣行剽劫，延及士庶，横被杀伤，流血千门，僵尸万计，搜罗枝蔓，中外恫疑。臣欲身诣阙庭，面陈臧否，恐并陷孥戮，事亦无成。谨当修饬封疆，训练士卒，内为陛下心腹，外为陛下藩垣，如奸臣难制，誓以死清君侧！”士良等甚惮之。
武宗时，诏：“窃盗赃满千钱者死。”
故时，窃盗无死，所以原民情迫於饥寒也。武宗有此令，宣宗立，乃罢之。会昌五年制节文：“据律，已去任者，公罪流以下，勿论。公罪之条，情有轻重，苟涉欺诈，岂得勿论？向後公罪有情状难恕，并不在勿论之限。”
宣宗时，左卫率府仓曹参军张以刑律分类为门而附以格敕，为《大中刑律统类》诏刑部颁行之。
大中五年，敕：“今後有官典犯赃及诸色取受，但是全未发觉以前能经官陈首，即准律文与减等；如知事发，已有萌肇，虽未被追捕勘问，亦不许陈首之限。”
七年，敕：“法司断罪，每脊杖一下，折法杖十下；臀杖一下折笞杖五下，则吏无逾制，法守常规。”
八年，敕：“估绢结赃，天下一例，依上都以一千一百九十文为陌，计赃绢一匹。”
僖宗乾符四年，敕：“法律有去任勿论之条，颇为侥幸。今後应州县官更所犯诸罪，五年之後去任，勿论；五年内，同见任官例追收，据事定例。”
梁太祖开平四年，中书门下奏：“新删定《令》三十卷，《式》二十卷，《格》一十卷，《律》并《目录》十三卷，《律疏》三十卷，共一百三卷，请目为《大梁新定格式律令》颁下施行。”从之。
後唐庄宗同光二年，刑部及御史台奏废伪梁《新格》，行本朝旧章。今集众商量，《开元格》多是条流公事，《开成格》关於刑狱，今欲且请行《开成格》从之。
三年，大理寺奏：“准《断狱律》，诸立春後秋分以前，不得奏决死刑，违者徒一年。今寺司相次有案牍，若准律文，候秋分後申奏，必虑刑狱迟滞者。”诏曰：“刑以秋冬，虽关恻隐；罪多连累，翻虑淹延。若或十人之中止於一夫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