谓汪曰：“善奏审素则生，不然则死。”会救兵至，击斩之。汪奏审素谋反，审素坐斩，籍没其家。时及弟俱幼，坐流岭表；寻逃归，谋伺便复雠。三月，手杀万顷於都城，系表於斧，言父冤状；欲之江外杀与万顷同谋陷其父者，至汜水，为有司所得。议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，稚年孝烈能复父雠，宜加矜宥；张九龄亦欲活之。裴耀卿、李林甫以为如此，坏国法；上亦以为然，谓九龄曰：“孝子之情，义不顾死；然杀人而赦之，此涂不可启也。”乃下敕曰：“国家设法，期於止杀。各伸为子之志，谁非徇孝之人！展转相雠，何有限极！咎繇作士，法在必行。曾参杀人，亦不可恕。宜付河南府杖杀。”士民皆怜之。
致堂胡氏曰：“复雠固人之至情以立，臣子之大义也。雠而不复，则人道灭绝，天理沦亡。故曰：‘父之雠，不与共戴天；君之雠视父。’张审素未尝反，为人妄告，杨汪受命往按，遽以反闻，审素坐斩，此汪之罪也。与忿其父死之冤，亡命报之，其失在不讼於司寇，其志亦可矜矣。张九龄欲宥之，岂非为此乎。而裴、李、降敕之言，何其戾哉！设法之意，固欲止杀。然子志不伸，岂所以为教？且曰‘曾参杀人，亦不可恕’，是有见於杀人者死，而无见於复雠之义也。杨汪非理杀张审素，而、杀汪，事均等，但以非司寇而擅杀当之，仍矜其志，则免死而流放之可耳；若直杀之，是杨氏以一人而当张氏三人之命，不亦颇乎？”
二十五年，夷州刺史杨坐赃当死，上命杖之六十，流古州。左丞相裴耀卿上疏，以为：“决杖赎死，恩则甚优；解体受笞，事颇为辱，止可施之徒隶，不当及於士人。”上从之。
大理少卿徐峤奏：“今岁天下断死刑五十八人，大理狱院，由来相传杀气太盛，乌雀不栖，今有鹊巢其树。”於是百官以为几致刑措，上表称贺。
按：《通鉴》纪此事於开元之二十五年，然当时李林甫方用事，崇奖奸邪，屏斥忠直，监察御史周子谅以弹牛仙客杖死殿庐，太子瑛、鄂王瑶、光王琚以失宠被谗，无罪同日赐死，皆是年事也。其为滥刑也大矣，而方以理院鹊巢为刑措之祥，何邪？
天宝初，李林甫为相，起大狱以诬陷异己者，宠任吉温、罗希为御史。二人皆随林甫所欲深浅，锻炼成狱，无能自脱者，时人谓之“罗钳吉网”。所杀数十百人。
六载，敕自今以後所断绞、斩刑者，宜削除此条，仍令法官约近例详定处分。 又诏曰：“徒非重刑，而役者寒暑不释械系；杖，古以代肉刑，或犯非巨蠹而捶以至死，其皆免，以配诸军自效。民年八十以上及重疾有罪，皆勿坐。侍丁犯法，原之，俾终养。”
肃宗至德二载，广平王ㄈ克复东京，百官受安禄山父子官者陈希烈等三百馀人，皆素服悲泣请罪。ㄈ以上旨释之，寻勒赴西京。崔器令诣朝堂请罪，如西京百官之仪，然後收系大理、京兆狱。其府县所由、承人等受贼驱使追捕者，皆系之。上御丹凤楼，下制：“士庶受官禄，为贼用者，令三司条件闻奏；其因战被虏，或所居密近，因与贼往来者，皆听自首除罪；其子女为贼所污者，勿问。”以礼部尚书李岘、兵部侍郎吕为详理使，与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陈希烈等。狱岘以殿中侍御史李栖筠为详理判官，栖筠多务平恕，故人皆怨、器之刻深，而岘独得美誉。器、上言：“诸陷贼官，背国从伪，准律皆应处死。”上欲从之。岘以为：“贼陷两京，天子南巡，人自逃生。此属皆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，今一概以叛法处死，恐乖仁恕之道。且河北未平，群臣陷贼者尚多，若宽之，足开自新之路；若尽诛之，是坚其附贼之心也。《书》曰：‘歼厥渠魁，胁从罔治。’、器守文，不达大体。惟陛下图之。”争之累日，上从岘议，以六等定罪：重者刑之於市，次赐自尽，次重杖一百，次三等流、贬。斩达奚等十八人於城南独柳树下，陈希烈等七人赐自尽於大理寺，应受杖者於京兆府门。
代宗宝应元年，诏：“制敕与一顿杖者，其数止四十；至到与一顿及重杖一顿、痛杖一顿者，皆至六十。并不至死。”
帝性仁恕，河、洛平，诏河北、河东吏民任伪官者，一切不问。得史朝义将士妻子四百馀人，皆赦之。仆固怀恩反，免其家，不缘坐。谏者常讽帝政宽，朝廷不肃。帝笑曰：“艰难时无以逮下，顾刑法峻急，有威无恩，朕不忍也。”即位五年，府县寺狱无重囚。故时，别敕决人捶无数。有司言：“应决重杖之人，令式先无分别。京城知是蠹害，决者多死；外州见流岭南，决不至死。决有两种，法开二门。请详处分。”故有是诏。
德宗建中三年，刑部侍郎班宏奏：“其十恶中谋反、大逆、叛、恶逆四等，请准律用刑；其馀犯别罪合处斩者，今後并请重杖一顿处死，以代极法。重杖既是死刑，诸司使不在奏请决重杖限。”敕旨依
贞元八年，敕：“比来所断罪，拘守科条，或至死刑，犹先决杖，处之极法，更此伤残，恻隐之怀，实所不忍。今後罪至死者，先决杖宜停。”
按：鞭扑在有虞为至轻之刑，在五刑之下，至汉文帝除肉刑，始以笞代斩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