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可摧奸息暴。故置神器，开告端，曲直之影必呈，包藏之心尽露，神道助直，无罪不除，苍生晏然，紫宸易主。然而急趋无善迹，促柱少和声，向时之妙策，乃当今之刍狗也。伏愿览秦、汉之得失，考时事之合宜，审糟粕之可遗，觉蘧庐之须毁，去萋菲之牙角，顿奸险之锋芒，窒罗织之原，扫朋党之迹，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，岂不乐哉！”太后善之，赐帛三百段。侍御史周矩上疏曰：“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，泥耳笼头，枷研楔彀，摺膺签爪，悬薰耳，号曰‘狱持’。或累日节食，连宵缓问，昼夜摇撼，使不得眠，号曰‘宿囚’。此等既非木石，且救目前，苟求赊死。臣窃听舆议，皆称天下太平，何苦须反！岂被告者尽是英雄，欲求帝王邪？但不胜楚毒自诬耳。愿陛下察之。今满朝侧息不安，皆以为陛下朝与之密，夕与之雠，不可保也。周用仁而昌，秦用刑而亡。愿陛下缓刑用仁，天下幸甚！”太后颇采其言，制狱稍衰。
太后谓侍臣曰：“顷者周兴、来俊臣按狱，多连引朝臣，云其谋反；国有常法，朕安敢违。中疑其不实，使近臣就狱引问，得其手状，皆自承服，朕不以为疑。自兴、俊臣死，不复闻有反者，然则前死者不有冤邪？”夏官侍郎姚元崇对曰：“自垂拱以来坐谋反死者，率皆兴等罗织，自以为功。陛下使近臣问之，近臣亦不自保，何敢动摇！所问者若有翻覆，惧遭惨毒，不若速死。赖天启圣心，兴等伏诛，臣以百口为陛下保，自今内外之臣无复反者；若微有实状，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。”太后悦曰：“时宰相皆顺成其事，陷朕为淫刑之主；闻卿所言，深合朕心。”赐元崇钱千缗。时人多为魏元忠讼冤者，太后复召为肃政中丞。元忠前後坐弃市流窜者四。尝侍宴，太后问曰：“卿往者数负谤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臣犹鹿耳，罗织之徒欲得臣肉为羹，臣安所避之！”
元宗开元三年，黄门监卢怀慎等著《开元格》。其後李林甫又著新格，凡所损益数千条；宋著後格，皆以开元名书。天宝初，又诏刑部尚书萧炅稍增损之。
十年，前广州都督裴伸先下狱，中书令张嘉贞奏请决杖，兵部侍郎张说进曰：“臣闻‘刑不上大夫’，以其近於君也。故曰‘士可杀，不可辱’。臣今秋巡边，中途闻姜皎朝堂决杖流。皎三品，亦有微功，不宜决杖廷辱，以卒伍待之。且律有八议，勋贵在焉。今伸先亦不可轻，不宜决罚。”上然其言。嘉贞不悦，退谓说曰：“何言事之深也！”说曰：“宰臣，时来则为。若贵臣尽当受杖，但恐吾辈行当及之。此言非为伸先，乃为天下士君子也。”
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“唐太宗自临治兵，以部陈不整，命大将军张士贵杖中郎将等，怒其杖轻，下士贵吏。魏徵谏曰：“将军之职，为国牙爪，使之执杖，已非治法，况以杖轻下吏乎？”上亟释之。明皇开元三年，御史大夫宋坐监朝堂杖人杖轻，贬睦州刺史，姚崇为宰相，弗能止；卢怀慎亦为相，疾亟，表言明时重器，所坐者小，望垂矜录，上深纳之。太宗、明皇，有唐贤君也，而以杖人轻之故，加罪大将军、御史大夫，可谓失政刑矣。”
吴氏《能改斋漫录》曰：“陈政敏《Т斋闲览》言：杜子美‘脱身簿尉中，始与楚辞’，韩退之‘判司卑官不堪说，未免楚尘埃’，杜牧之‘参军与簿尉，尘土惊羌，一语不中治，鞭笞身满疮’，谓唐时参军、簿、尉有过，不免受杖。鲍彪谓‘详考杜、韩所言，捶有罪者也。牧之亦言惊见有罪者如此，非身受杖也。退之《江陵途中》云：栖栖法曹掾，何处事卑陬，何况亲犴狱，敲榜发奸偷。此岂身受杖者邪？’然《太平广记》载李逊决包尉臀杖十下，及《旧唐书》于ν为湖州刺史，改苏州，追憾湖州旧尉，封杖以计强决之，则鲍论亦未当。”
按：以裴伸先之事观之，则唐三品官固有受杖者。又张士贵、宋所监莅者，其受刑必皆伸先之流，则捶楚非特簿尉末僚而已。
十六年，御史中丞李林甫奏：“天下定赃估，互有高下。如山南绢贱，河南绢贵，贱处计赃不至三百即入死刑，贵处至七百以上方至死刑。即轻重不侔，刑典安寄。请天下定赃估，绢每匹计五百五十价为限。”敕依。其应徵赃入公私，依常式。至上元时，敕：“先准格例，每例五百五十价估当绢一匹。自今以後，应定赃数，宜约当时绢估，并准实钱，庶叶从宽，俾在不易。”
十八年，刑部奏天下死罪止二十四人。
致堂胡氏曰：“以文观之，四海九州之大，一岁死罪止有二十四人，几於刑措矣。以实论之，元宗以奢汰逸乐教有邦，则狱讼安得一一伸理，曲直安得一一辨白；无乃慕刑措之名，饰太平之盛，有当死而蒙宥者乎？官吏之惨舒，一视上之好恶。君好之，则臣为之；上行之，则下从之。故《诗》云：‘诱民孔易。’苟欲措刑不用，虽囹圄常空可也。然讼狱曲直不得其分，奸猾逋诛，蠹害脱死，而平人冤抑者众矣。是故善为治者，必去华而务实，则不为人所罔也。”
三十三年，殿中侍御杨汪为张等所杀。先时父张审素为州都督，人告其赃污，制遣汪按之。总管董元礼将兵七百围汪，杀告者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