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皆勿用之。使愚夫愚妇，闻之必悟，则相率而远之矣，亦安肯知而故犯哉。苟有犯者，虽贵必坐，则宇宙之内，肃肃然咸服矣。故曰法明则人信，法一则主尊，《书》曰：‘刑期於无刑。’诚哉是言！”
永徽以後，武氏得志而刑滥，当时大狱，以尚书刑部、御史台、大理寺杂按，谓之“三司”，而法吏以惨酷为能，至不释枷而笞捶以死者，皆不禁。律有杖百，凡五十九条，犯者皆至死而杖未毕，乃诏：“内有盗窃及蠹害尤甚者，量留一十二条，自馀四十七条，并宜停。”然无益也。
武后时，内史裴居道、凤阁侍郎韦方质等又删武德以後至於垂拱诏敕为新格，藏於有司，曰《垂拱留司格》。中书令韦安石又续其後至於神龙，为《散颁格》。后自徐敬业之反，疑天下人多图己，又自以久专国事，且内行不正，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，欲大诛杀以威之，乃盛开告密之门。时有飞骑十馀人饮於坊曲，一人言：“向知别无勋赏，不若奉卢陵。”一人起，出诣北门告之。座未散，皆捕得，系羽林狱。言者斩，馀以知而不告皆绞；告者除五品官。有告密者，臣下不得问，皆给驿马，供五品食，使诣行在。虽农夫樵人，皆得召见，廪於客馆，所言或称旨，则不次除官，无实者不问。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，人皆重足屏息。有胡人索元礼，知太后意，因告密召见，擢为游击将军，令按制狱。元礼性残忍，推一人，必令引数十百人。太后数召见赏赐，以张其权。於是尚书都事长安周兴、万年人来俊臣之徒效之，纷纷继起。兴累迁至秋官侍郎，俊臣累迁至御史中丞。相与私畜无赖数百人，专以告密为事。欲陷一人，辄令数处俱告，事状如一。俊臣与司刑评事洛阳万国俊共撰《罗织经》数千言，教其徒网罗无辜，织成反状，构造布置，皆有支节。太后得告密者辄令元礼等推之。竞为讯囚酷法，作大枷，有“定百脉”、“突地吼”、“死猪愁”、“求破家”“反是实”等名字。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，谓之“凤皇晒翅”；或以物绊其腰，引枷向前，谓之“驴驹拔橛”；或使跪捧枷，累甓其上，谓之“仙人献果”；或使立高木之上，引枷尾向後，谓之“玉女登梯”；或倒悬，石纟追其首；或以醋灌鼻；或以铁圈谷其首而加楔，至有脑裂髓出者。每得囚，辄先陈其械具以示之，皆战栗流汗，望风自诬。每有赦令，俊臣辄令狱卒先杀重囚，然後宣示。太后以为忠，益宠任之。中外畏此数人，甚於虎狼。又置制狱於丽景门内，入是狱者，非死不出，人戏呼为“例竟门”。时法官竞为深酷，唯司刑丞徐有功、杜景俭独存平恕，被告者皆曰：“遇来、侯必死，遇徐、杜必生。”
致堂胡氏曰：“自古酷刑，未有甚於武后之时，其技与其具，皆非人理，盖出於佛氏地狱之事也。佛之意本以怖愚人，使之信也。然其说自南、北朝澜漫至唐，未有用以治狱者，何独言武后之时效之也？佛之言在册，知之者少；形於绘画，则人人得见。而惨刻之吏，智巧由是滋矣。阎立本图地狱变相，至今尚有之，况当时群僧得志，绘事偶像之盛，从可知矣。是故惟仁人之言，其利溥。佛本以善言之，谓治鬼罪於幽阴耳，不虞其弊使人真受此苦也。吁，亦不仁之甚矣！”
长寿元年，左台中丞来俊臣罗告同平章事任知古、狄仁杰、裴行本、司农卿裴宣礼、前文昌左丞卢献、御史中丞魏元忠、潞州刺史李嗣真谋反。先是，来俊臣奏，请降敕一问即承反者得减死。及知古等下狱，俊臣以此诱之，仁杰对曰：“大周革命，万物惟新，唐室旧臣，甘从诛戮。反是实！”俊臣乃少宽之。仁杰密裂衾帛书冤状，令其子持之称变，得召见。则天览之，以问俊臣，对曰：“仁杰等下狱，臣未尝褫其巾带，寝处安甚，苟无事实，安肯承反。”太后使通事舍人周往视之，俊臣暂假仁杰等巾带，罗立於西，使视之；不敢视，唯东顾唯诺而已。俊臣诈为仁杰等谢死表，使奏之。乐恩晦男未十岁，没入司农，上变，得召见，太后问状，对曰：“臣父已死，臣家已破，但惜陛下法为俊臣等所弄，陛下不信臣言，可择朝臣之忠清、陛下素所信任者，为反状以付俊臣，无不承反矣。”太后意稍悟，召见仁杰曰：“卿承反何也？”对曰：“不承，则已死於拷掠矣。”太后曰：“何为作谢死表？”对曰：“无之。”出表示之，乃知其诈，於是出此七族，俱坐流贬。
太后自垂拱以来，任用酷吏，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，次及大臣数百家，其刺史、郎将以下，不可胜数。每除一官，户婢窃相谓曰：“鬼朴又来矣。”不旬月，辄遭掩捕、族诛。监察御史朝邑严善恩公直敢言。时告密者不可胜数，皆诱人奴婢告其主以希功赏，太后亦厌其烦，命善恩按问，引虚伏罪者八百五十馀人。罗织之党为之不振，乃相与构陷善思，坐流贬。
右补阙新郑朱敬则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异议，今既革命，众心已定，宜省刑尚宽。乃上疏，以为：“李斯相秦，用刻薄变诈以屠诸侯，不知易之以宽和，卒至土崩，此不知变之祸也。汉高祖定天下，陆贾、叔孙通说之以礼义，传世十二，此知变之善也。自文明草昧，天地屯蒙，三叔流言，四凶构难，不设钩距，无以应天顺人，不切刑名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