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。至李斯始有偶语之禁，张汤始有腹诽之律，皆处以死罪。今观党锢诸贤所坐，即偶语、腹诽之罪；而曹节、王甫辈所为，盖袭斯、汤之故智也。至於根连株逮坐死者，不可胜计。虽曰主昏政乱，凶得以肆其威虐，然亦有由来矣。盖汉家之法以殊死为轻典，而治狱之吏则以深竟党与为能事。义纵为定襄太守，定襄狱中重罪二百馀人，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者亦二百馀人，纵一切捕鞫，曰“为死罪解脱”，是日皆报杀四百馀人。成晋为南阳太守，宛富贾张倚恃後宫、中官之势，纵横里中。功曹岑至等劝晋收捕等，既而遇赦，晋竟诛之，并收其宗族宾客，杀二百馀人，後乃奏闻。夫重囚之罪可杀也，张之罪可杀也，至其宗党宾客数百人，岂皆有可死之罪乎而一概杀之？义纵酷吏，所为固不足道。成晋、岑至，名士也，亦复若此。虽曰其心出於嫉恶，然淫酷亦太甚。则夫张俭亡命，其所经历，伏重诛者数十家，至於宗亲歼殄，郡县残破，盖亦汉世之法耳。夫子曰：“始作俑者，其无後乎！”《传》曰：“作法於贪，敝将若之何？”信哉！
崔实《政论》曰：“凡为天下者，自非上德，严之则治，宽之则乱。何以明其然也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，审为政之理，故严刑峻法破奸宄之胆，海内清肃，天下密如，算计见效，优於孝文。及元帝即位，多行宽政，卒以堕损，威权始夺，遂为汉室基祸之主。政道得失，於此可监。夫刑罚者，治乱之药石；德政者，兴平之粱肉也。夫以德教除残，是以粱肉治疾也；以刑罚治平，是以药石供养也。方今承百王之敝，值厄运之会。自数世以来，政多恩贷，驭委其辔，马骀其衔，四牡横奔，皇路险倾。方将扌甘勒以救之，岂暇鸣和鸾、谐节奏哉？昔文帝除肉刑，当斩右趾者弃市，笞者往往致死。是文帝以严致平，非以宽致平也。”
司马公曰：“汉家之法已严矣，而崔实犹病其宽，何哉？盖衰世之君，率多柔懦，凡愚之佐，唯务姑息，是以权幸之臣有罪不坐，豪猾之民犯法不诛；仁恩所施，止於目前；奸宄得志，纪纲不立。故崔实之论，以矫一时之枉，非百世之通义也。”
按：崔实《政论》主於严刑，而其论发於桓帝之初年，司马温公亦以为矫一时之枉。然愚尝考之，汉自冲、质而後，政日以圯，其敝盖原於人主昏庸，戚阉相继秉政，纪纲日乱，刑罚不中，而国随以亡，其咎不在於刑轻也。且二帝之时，屡有诏书轻减死罪，或止於髡钳，或徙边，或赎缣，唯谋反大逆，不用此令。然坐忤梁冀而亡命者死，坐张俭亲知及所经过者死，此二者所诛甚众，岂亦反逆乎！盖牧守皆戚阉之党，故於其所疾恶者，公违诏书而诛歼之。且当时奸凶得志，忠贤受祸，民不见德，亡形已具。犹幸刑制稍宽於西都，时有宽恤之诏，故其所诛殄，及於党锢之清流而不及於无辜之百姓。若使一用武、宣之法，则狼牧虎冠之徒，其作威杀戮，毒四海，必又有不可胜言者。自古人主之淫刑嗜杀者，如汉之孝武、唐之则天，宠用张汤、义纵、王温舒、周兴、来俊臣之徒，恣为威酷，然不旋踵而以法诛灭之。盖二主亦知人之不可多杀，特不能胜其好杀之心，而至於用此曹；旋觉其非，而诛之以谢天下。张而能弛，故不至於亡其国。桓、灵之昏庸，岂足以语此。以昏庸之主而复欲其行严酷之法，则土崩瓦解之势当如亡秦，亦不待建安之末而汉鼎始移矣。
献帝建安元年，应劭删定律令，为《汉仪》奏之。
劭奏曰：“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，朝廷每有政议，数遣廷尉张汤问其得失，於是作《春秋决狱》二百三十二事，动以《经》对，言之详矣。逆臣董卓，荡覆王室，典宪焚燎，靡有孑遗。臣不自揆，辄撰具《律本章句》、《尚书旧事》、《廷尉板令》、《决事比例》、《司徒都目》、《五曹诏书》及《春秋断狱》凡二百五十篇。蠲去衤复重，为之节文。又集《议》三十篇，以类相从，凡八十二事：其见《汉书》二十五，《汉记》四，皆删叙润色，以全本体；其二十六，博采古今伟之士，文章焕炳，德义可观；其二十七，臣所创造。虽未足纲纪国体，宣洽时雍，庶几观察，增阐圣听。”帝善之。
建安中，议者欲复肉刑。孔融建议不可，从之。
融议曰：“古者淳庞，善否不别，吏端刑清，政无过失，百姓有罪，皆自取之。末世陵迟，风化坏乱，政挠其俗，法害其人。故曰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而欲绳之以古刑，投之以残弃，非所谓‘与时消息’者也。纣朝涉之胫，天下谓为无道。夫九牧之地，千八百君，若各刖一人，是下常有千八百纣也。求俗休和，弗可得已。且被刑之人，虑不念生，志在思死，类多趋恶，莫复归正。夙沙乱齐，伊戾祸宋，赵高、英布，为世大患。不能止人遂为非也，足绝人还为善耳。虽忠如鬻拳，信如卞和，智如孙膑，冤如巷伯，才如史迁，达如子政，一离刀锯，没世不齿。是太甲之思庸，穆公之霸秦，南睢之骨立，卫武之《初筵》，陈汤之都赖，魏尚之守边，无所复施也。汉开改恶之路，凡为此也。故明德之君，远度深惟，弃短就长，不苟革其政者也。”朝廷善之，卒不改焉。
其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