伤农业。按《易》，五月《遇》用事。经曰：‘后以施令诰四方。’言君以夏至之日，施命令止四方行者，盖所以助微阴也。行者尚止之，况於逮召考掠，夺其时哉！《月令》：‘孟夏断薄刑，出轻系。’夫断薄刑者，谓其轻罪已正，不欲令久系，故时断之也。臣愚以为今孟夏之制，可从此令，其决狱案考，皆以立秋为断，以顺时节，育成万物，则天地以和，刑罚以清矣。”
肃宗时，断狱皆以冬至之前，自後论者互多异。邓太后诏公卿以下会议，鲁恭议曰：“夫阴阳之气，相扶而行，发动用事，各有时节。若不当其时，则物随而伤。王者虽质文不同，而兹道无变，四时之政，行之若一。《月令》，周世所造，而所据皆夏之时也，其变者唯正朔、服色、牺牲、徽号、器械而已。故曰：‘殷因於夏礼，周因於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’《易》曰：‘潜龙勿用。’言十一月、十二月阳气潜藏，未得用事。虽吹嘘万物，养其根ぼ，犹盛阴在上，地冻水冰，阳气否隔，闭而成冬。故曰：‘履霜坚冰，阴始凝也。驯致其道，至坚冰也。’言五月微阴始起，至十一月坚冰至也。夫王者之作，因时为法。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，助三正之微，著令，冀承天心，顺物性命，以致时雍。然从变改以来，年岁不熟，价常贵，人不宁安。小吏不与国同心者，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贼，不问曲直，便即格杀，虽有疑罪，不复谳正。一夫吁嗟，王道为亏，况於众乎？《易》十一月‘君子以议狱缓死’。可令疑罪使详其法，大辟之科，尽冬月乃断。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，勿以报囚如故事。”後卒施行。
元初二年，诏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，勿笞，诣冯翊、扶风屯，妻子自随，占著所在。女子勿输。亡命死罪以下赎，各有差。其吏人聚为盗贼，有悔过者，除其罪。
顺帝永建元年，诏减死罪以下徙边；其亡命赎，各有差。永和五年、汉安二年，各有此令。
冲帝即位，令郡国、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，徙边。谋反大逆不用此令。
桓帝建和元年，诏郡国系囚减死一等，勿笞。唯谋反大逆，不用此书。
三年及和平元年，永兴元年、二年，俱有减死罪及赎罪之令。
灵帝建宁元年，令天下系囚未决入缣赎，各有差。
三年，熹平四年、六年，光和三年，中和四年，各有此令。
桓帝延熹九年，中常侍侯览等令牢上书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，交结诸郡生徒，更相驱驰，共为部党，诽讪朝廷，疑乱风俗。帝怒，下郡国，捕党人，布告天下，使同忿疾。案经三府，太尉陈蕃之，曰：“今所按者皆海内人誉，忧国忠公之臣，此等犹将十世宥之，岂有罪不彰而致收掠乎？”不肯平署。帝愈怒，遂下膺等於黄门北寺狱。其辞所连及，杜密、陈翔、陈实、范滂之徒二百馀人。或逃遁不获，皆悬金购募，使者四出相望。陈蕃上言极谏，帝怒，策免之，自後无敢复为党人言者。窦武、霍等复以为言，帝意稍解，乃诏党人二百馀人皆归田里，书名三府，禁锢终身。初，诏书下钩党，郡国所奏相连及者多至数百，唯平原相史弼独无所上。诏书前後迫切州郡，髡笞掾史。从事坐传舍责曰：“诏书疾恶党人，旨意恳恻。青州六郡，其五有党，平原何治而得独无？”弼曰：“先王疆理天下，画界分境，水土异齐，风俗不同。他郡自有，平原自无，胡可相比？若承望上司，诬陷善良，淫刑滥罚，以逞非理，则平原之人，户可为党。相有死而已，所不能也。”从事大怒，即收郡僚职送狱，遂举奏弼。会党禁解，所脱甚众。灵帝初即位，时李膺等虽废锢，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秽朝廷，希之者唯恐不及，更共相标榜，为之称号，有“三君”、“八俊”、“八顾”、“八厨”之号。及陈、窦用事，复举拔膺等。陈、窦诛，膺等复废。宦官疾恶膺等，每下诏书，辄申党人之禁。侯览怨张俭尤甚，乃令朱并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，共为部党，图危社稷，而俭为之魁。诏刊章捕俭等。曹节因讽有司奏诸钩党者虞放、李膺、杜密、朱、荀昱、翟超、刘儒、范滂等，请下郡县考治。时上年十四，问节等曰：“何以为钩党？”对曰：“即党人也。”上曰：“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？”对曰：“皆相举群辈，欲为不轨。”上曰：“不轨者何？”对曰：“欲危社稷。”上乃可其奏。凡党人死者百馀人，妻子皆徙边。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，宦官一切指为党人；有怨隙者，因相陷害。州县承旨，或有未尝交关，亦罹祸毒，其死徙废禁又六七百人。张俭亡命困迫，望门投止，莫不重其名行，破家相容。其所经历，伏重诛者以十数，连引收考，布遍天下，宗亲并皆残灭，郡县为之残破。
按：党锢之狱，出於宦官之恶直鬼正，然欲加之罪，则必从而为之辞。灵帝之问曹节曰：“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？”善哉，问也！帝时年方童幼，未知奸佞容悦之可亲，忠贤鲠直之可恶，故发此问。至对以“谋不轨，危社稷”，则不复能穷诘其所以谋之说，所以危之状而遽可其奏矣。自昔昏暴之君，诛诤臣，戮直士，若龙逄、比干之俦，皆以谏诤於朝而婴祸，而窃议於野者则未尝罪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