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公曹操复欲行肉刑，令曰：“昔陈鸿胪以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，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论乎？”陈群对曰：“臣父纪以为汉除肉刑而增加於笞，本兴仁恻而死者更众，所谓名轻而实重也。名轻则易犯，实重则伤民。且杀人偿死，合於古制，至於伤人，或残毁其体而裁翦毛，非其理也。若用古刑，使淫者下蚕室，盗者刖其足，则永无淫放穿窬之奸矣。夫三千之属，虽未可悉复，若斯数者，时之所患，宜先施用。汉律所杀殊死之罪，仁所不及也，其馀逮死者，可易以肉刑。如此，则所刑之与所生足以相贸矣。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杀之刑，是重人肢体而轻人躯命也。”当时议者，唯锺繇与群议同，馀皆以为未可行。操以军事未罢，顾众议而止。
按：是时肉刑之不用已三百馀年，而卒欲复之，诚非笃论。然陈群所谓“伤人，或残毁其体而裁翦毛”，是当时伤人者，不过坐髡钳之罪。又言“以笞死之法易不杀之刑，是重人肢体而轻人躯命”，盖自孝文立法，以笞代劓非刂，而笞数太多，反以杀人；後虽减笞数，定令，然笞者犹不免於死，於是遂以笞为死刑。其不当死者，则并不复笞之，如孝章以来，屡有宽刑之诏，俱言“减死一等者，勿笞，徙边”，盖惧其笞则必至於死也。然斗很伤人与奸盗不法之徒，若抵以死则太酷，免死而止於髡钳，则裁翦其毛而略不罹楚之毒，又太轻矣。则曷若斟酌笞数，使其可以惩奸而毋至於杀人，乃合中道，而肉刑固不必议复矣。
魏武帝既建魏国，乃定甲子科，犯钛（音弟，又音大）。左右趾者易以斗械，是时乏铁，故易以木焉。又嫌汉律太重，故令依律论者，听得科半，使从半减也。
讨袁谭时，民惮役而亡，令不得降。顷之，亡民有诣门自首者，公谓之曰：“听汝则违令，杀汝则诛首，归深自藏，毋为吏所得。”民垂泣而去。
文帝受禅，又议肉刑。详议未定，会有军事，复寝。下怨毒杀人减死之令（详见《详谳》）。又令：谋反、大逆乃得相告，其馀皆勿听治；敢妄相告，以其罪罪之。
明帝改士庶罚金之令，男听以罚代金，妇人加笞还从鞭督之例，以其刑体裸露故也。
时宫室盛兴，而期会迫急，帝亲召问，言犹在口，身首已分。王肃抗疏曰：“陛下所行刑，皆宜死之人也。然众庶不知，将为仓卒。愿下之於吏而暴其罪。均之死也，不污宫阙，不为缙绅惊惋，不为远近所疑。人命至重，难生易杀，是以圣王重之。孟轲云：‘杀一不辜而得天下，仁者不为也’”
青龙二年，诏曰：“‘鞭作官刑’，所以纠慢怠也，而顷多以无辜死。其减鞭杖之制，著於令。”又令有司删定大辟，减死罪。
四年，诏曰：“有虞氏画象而民弗犯，周人刑错而不用。朕从百王之末，追望上世之风，邈乎何相去之远？法令滋章，犯者弥多，刑罚愈众，而奸不可止。往者按大辟之条，多所蠲除，思济生民之命，此朕之至意也。而郡国毙狱，一岁之中，尚过数百，岂朕训导不醇，俾民轻罪；将苛法犹存，为之陷阱乎？有司其议狱缓死，务从宽简，及乞恩者，或辞未出而狱已报断，非所以究理尽情也。其令廷尉及天下狱官，诸有死罪具狱已定，非谋反、手杀人，亟语其亲治，有乞恩者，使与奏当文书俱上，朕将思所以全之。布告天下，使明朕意。”诏更定魏法，制《新律》十八篇，《州郡令》四十五篇，《尚书官令》、《军中令》，合百八十馀篇。
时承用秦汉旧律，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（音恢）。悝撰次诸国法，著《法经》，以为王者之政莫急於盗贼，故其律始於《盗》、《贼》。盗贼须劾捕，故《囚》、《网》捕二篇。其轻狡、越城、博戏、借假不廉、淫侈逾制，以为《杂律》一篇，又以《具律》具其加减。是故所著六篇而已，然皆罪名之制也。商君受之以相秦。汉承秦制，萧何定律，除参夷连坐之罪，增部主见知之条，益事律《兴》、《厩》、《户》三篇，合为九篇。叔孙通益律所不及，傍章十八篇，张汤《越宫律》二十七篇，赵禹《朝律》六篇，合六十篇。又汉时决事，集为《令甲》以下三百馀篇，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《法比都目》，凡九百六卷。世有增损，率皆集类为篇，结事为章。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，事类虽同，轻重乖异。而通条连句，上下相蒙，虽大体异篇，实相采入。《盗律》有残伤之例，《贼律》有盗章之文，《兴律》有上狱之法，《厩律》有逮捕之事，若此之比，错糅（人又反，又女救反）无常。後人生意，各为章句。孙叔宣、郭令卿、马融、郑元诸儒章句，十有馀家，家数十万言。凡断罪所当由用者，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，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馀言，言数益繁，览者益难。天子於是下诏，但得用郑氏章句，不得杂用馀家。卫觊又奏曰：“刑法者，国家之所贵重，而私议之所轻贱；狱吏者，百姓之所悬命，而选用者所卑下。王政之弊，未必不由此也。请置律博士，转相教授。”事遂施行。然而律文烦广，事比众多，离本依末，决狱之吏如廷尉狱吏范洪受囚绢二丈，附轻法论之，狱吏刘象受属偏考囚张茂物故，附重法论之。洪、象虽皆弃市，而轻枉者相继。是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