嬖人不肯即卒，斩以徇魏舒辄斩之，荀吴不恨，所以能立功。为五陈以相离，两於前，伍於後，专为右角，参为左角，偏为前拒（皆临时处置之名），以诱之。翟人笑之。未陈而薄之，大败之（《传》言荀吴能用善谋）。
按：兵虽曰凶器，然古之以车战，其坐作进退，整暇有法，未尝掩人之不备而以奇取胜也，故韩厥遇齐侯则奉觞加璧，至遇楚子则免胄趋风。可以死，则为于之请矢；可以无死，则为庾公之叩轮；所谓杀人之中又有礼焉。虽春秋伯国之君臣，其志在於争城争地，然於敌之人，初不迫於险固如此。至戎狄之侵中国，则合鸟散，轻进易退，於是车之雍容，不足以当其徒之疾，遂至舍车而用徒。然彼长於徒，我长於车。今舍吾之长技而与之搏，是以兵予敌也。故必设覆以诱之，未陈而薄之，然後可以取胜，而车战之法废矣。秦汉以後之用兵，其战胜攻取者，大概皆如郑之御戎，晋之败狄耳，何尝有堂堂正正之举乎？
汉夏侯婴破李由军於雍邱，以兵车趣战疾，破之。灌婴以御史大夫将军车骑别追项籍，至城东，破之。武帝时，卫青军出塞击匈奴，以武刚车自环为营（张晏曰：兵车也），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。霍去病少侍中贵不省士，其从军，上为遣太官赍数十乘，既还，重车馀弃梁肉而士有饥者。李陵击匈奴，与单于相值，围陵军。陵居两山，以大车为营。引士出营外为陈，连战，士卒中矢伤，三创者载辇，两创者将车，一创为持兵战。陵曰：“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，何也？军中岂有女子乎？”乃搜车中，得随军妻妇，皆斩之，复战。
按：先儒因考《西汉书》，此数条以为车战之制，汉尚用之，然详考其辞，则是以车载糗粮器械，止则环以为营耳。所谓“甲士三人，左持弓，右持矛，中执绥”之法，已不复存矣。
後汉光武造战车，可驾数牛，上作楼橹，置於塞上以拒匈奴。
灵帝时，阳璇为零陵守，制车数十乘以御贼。
《魏武帝新书》：攻车七十五人，守车一队，共二十五人。田豫与虏战，亦用车而战。
晋马隆击鲜卑，树机能以众数万据险拒之，隆以山狭隘，乃作扁箱车，地广则为鹿角车营，路狭则为木屋施於车上，转战而前，行千馀里，杀伤甚众，遂平凉州。刘裕伐南燕，以车四千乘为左右翼，方轨徐进，与燕兵战於临朐，败之。裕伐秦，假道於魏，魏遣军徼之。裕遣白直队主丁午帅仗士七百人、车百乘，渡北岸，去水百馀步，为月阵，两端抱河，车置七仗士，事毕，使竖一白旄。魏人不解其意，皆未动。裕先命宁朔将军朱超石戒严。白旄既举，超石率二千人驰往赴之，赍大弩百张，一车益二十人，设彭排於辕上。魏人围之，超石以大钅追及槊千馀张御之。魏师奔溃。
魏太武真君四年，北征柔然，骑十万、车十五万两，旌旗千里，遂度大漠。柔然怖畏，不复敢南向。
隋遣诸将与突厥战，皆戎车，步骑相参，与鹿角为方陈。
唐高宗调露元年，突厥阿史德温传反，以裴行俭为定襄大总管，统兵讨之。先时，馈粮数为虏钞，军馁死。行俭乃诈为粮车三百乘，伏壮士五辈，赍陌刀、劲弩，以羸兵挽进，又伏精兵冲其後。虏果掠车，羸兵走险，贼驱就水草，解鞍牧马。方取粮车中，而壮士突出，伏兵至，杀获几尽。自是粮车无敢近者。
元宗时，哥舒翰节度陇右，造战车，蒙以狻猊。
肃宗至德初，李光弼守太原，史思明来攻，光弼彻民屋为石车。车二百人挽之，石所及辄数十人，贼死，伤十二。房将兵复两京，至便桥、陈涛斜，效春秋时战法，以牛车二千乘、马步夹之。既战，贼乘风讠，牛悉髀栗，贼纵火焚之，人畜大乱，官军死伤者四万人。马燧为河东节度使，为战车，冒以狻猊象，列戟於後，行以载兵，止则为阵，遇险则制冲冒。讨田悦，推火车焚其将杨朝光栅，进击，大破之。
宋真宗咸平四年，吴淑请复古车战之法，曰：“卫青、李陵、刘裕、马隆皆以车而胜。近符彦卿破虏阳城，亦拒马为行寨。夫匈奴所长者骑兵也，苟非连车以制之，则何以御其奔突哉？故用车战为便。其制，取常用车，接其冲轭，驾以牛，车上置枪，以刃外向。列士卒於车外，贼至射之，乃出骑兵击之，此制虏要术也。战之用车，一阵之铠甲也，故可以行止为营阵，贼至则敛兵附车以拒之，贼退则乘胜出兵以击之，出则藉此为所居之地，入则以此为所居之宅，故人心有依据，不惧胡骑之陵突也。”景德初，契丹入寇，大将李德隆以澶渊不足守，命士卒掘濠堑，以大车数十乘重垒环之，步骑处中，戎马数万来攻其营，御之，遁去。
仁宗至和二年，韩琦言：“郭固就民车约古制为兵车，临阵御敌，缓急易集。其车前锐後方，上置七枪，为前後二拒，此马燧战车，行载兵甲，止为营阵也。又以民车之箱，增为重箱，高四尺四寸，用革免之，吴起所谓‘革兵掩户，免轮笼毂’是也。臣以为可用於平川之地，临阵以折奔冲，下营以为寨脚。今令固自赍车式进呈”。试之，以固为卫尉寺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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