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旱凶荒，欲分房逐熟，或典卖尽田产，欲浮游作客，皆虑官中非时点集，不敢东西。又差点之际，州县之吏，宁无乞觅？教阅之时，军员教头，宁无敛掠？是以常时色役之外，添此一种科徭（云云）。且今日既籍之後，州县义勇，皆有常数，每有逃亡病死，州县必随而补之。然义勇之身，既羁縻以至老死，而子孙若有壮丁，又不免刺为‘义勇’，是使陕西之民，子子孙孙，常有三分之一为兵，故臣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。何谓於国无分毫之利者？曰，古之兵皆出民，岂民兵可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乎？臣对曰：三代之时，用井田之法，以出士卒车马，居则为比、闾、族、党、州、乡，行则为伍、两、卒、旅、师、军。为之长者，皆乡士大夫也。唐初府兵各有营府，有将军、郎将、折冲、果毅，以相统摄。是以令下之日，数万之众，可以立具，无敢逃亡避匿者，以其纪纲素备故也。今乡兵则不然。虽有军员节级之名，皆其乡党、族姻，平居相与拍肩、把袂、饮博、斗殴之人。非如正军有阶级上下之严也。若安宁无事之时，州县聚集教阅，则亦有行阵旗鼓，开弓广弩，坐作叫噪，真如可以战敌者，设若闻胡寇大入，边兵已败，边城不守，则莫不望风声奔波迸散，其军员节级，将鸟伏鼠窜，自救之不暇，岂有一人能为县官率士卒以待寇乎！臣故曰於国无分毫之利也。”
韩魏公建议於陕西刺“义勇”，凡三丁刺一，每人支买弓箭钱三贯，深山穷谷无得脱者，人情惊挠，而兵纪律疏略，终不可用，徒费官钱不赀，无一人敢言其非者。司马光时为谏官，极言不便，持子至中书。魏公曰：“兵贵先声後实，今谅祚方桀骜，使闻陕西骤益二十万兵，岂不震忄？”光曰：“兵之贵先声，为无其实也，独可以欺人於一日之耳，少缓则敌知其情，不可复用矣。今吾虽益二十万兵，然实不可用过十日，西人知其详，不复惧矣。”魏公不能答，复曰：“君但见庆历陕西乡兵初刺手背，後皆刺面充正兵，忧今复尔耳。今已降敕榜与民约，永不充军戍边矣。”光曰：“朝廷屡失信，民皆忧此事未敢以敕榜为信，虽光亦未免疑也。”魏公曰：“吾在此，君无忧此语之不信。”光曰：“光不敢奉信。非独不敢，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。”魏公怒曰：“君何相轻甚邪！”光曰：“相公长在此坐，可也。万一均逸偃藩，他人在此，因相公见成之兵，遣以运粮戍边，反掌耳。”魏公竟不为止。其後不十年，义勇运粮沿边，率以为常，如光言。
●卷一百五十三 兵考五
○兵制
神宗即位之初，总治平之兵一百十六万二千，而禁军步骑六十六万三千。帝患兵冗不继，始议销并，乃亲制选练之法，靡不周悉。其立军之制，非新经科简，即团并有馀，或特创名，或因旧额增损，指挥之数无常焉。熙宁元年，诏诸路监司察州兵拣不如法者按之，不任禁军者降厢军，不任厢军者免为民。
先是陈升之建议，卫兵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减请衣粮，徙之淮南。吕公弼上言，以为既使之去本土又减其常廪，於人情未安。且事体甚大，难遽行也。司马光亦言其不便，曰：‘在京禁军及其家属，率皆生长京师，亲姻联布，安居乐业，衣食县官日久。年四十五未为衰老，尚任征役，一旦别无罪负，削廪远徙，是横遭降配也。沙汰既多，人情惶惑，大致愁怨。虽国家既承平，纪纲素张，此属忄匈忄匈，亦无能为患。然诏书一下，万一有道路流言，惊动百姓，朝廷欲务省事，复为收还，则顿失威重，向後不复可号令骄兵。若遂推行，则众怨难犯，梁室分魏博之兵，致张彦之乱，此事之可鉴者也。且国家竭天下之财，养长征兵士，本欲备御边陲。今淮南非用武之地，而多屯禁军，坐费衣食，是养无用之兵，诸无用之也。也又使边陲常无事则已，异日或小有警急，主兵之臣，必争求益兵。京师之兵既少，必须使者四出，大加召募，广为拣选，将数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。旧兵尚请衣粮，而新兵更添衣粮。是弃已教阅经战之兵，而收市井川亩之人，本欲减冗而冗兵更多，本欲省大费而大费更广，窃恐非计之得也。臣愚伏愿朝廷且依旧法，每岁拣禁军有不任征战者减充小分，小分复不任执役者，放令听其自便在京居止，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名籍，虚费衣粮。人情既安於所习，皆无怨嗟；国家又得其力用，不为虚设。冗兵既去，大费自省。兹事系国家安危，不敢不言。’右正言李常亦言其不便。从之。
七月，手诏：“拣诸路半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，升为大分；五十以上愿为民者，听之。”旧制：兵至六十一始免，犹不即许也。至是免为民者甚众，冗兵由是大省。
二年，诏并废诸军营。陕西马步军营三百二十七，并为二百七十，马军额以三百人，步军以四百人。其後，总兵之拨并者，马步军五百四十五营，并为三百五十五。而京师之兵，类皆拨并畿甸诸路，及厢军皆会总畸零，各定以常额。凡并营，先为缮新其居室，给迁徙费。军校溢员者，以补他军之阙，或随所并兵入逐指挥，依职高下同领。
先时，军营皆有额。皇格：马军满四百、步军满五百人为一营。承平日久，兵制浸弛，额存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