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；屯兵十年，则是五年为无益之费也。民者天下之本，而财者民之所以生也。有兵而不可使战，是谓弃财；不可使战而驱之战，是谓弃民。臣观秦汉之後，天下何其残败之多邪！其弊皆起於分民而为兵，兵不得休，使老弱不堪之卒，拱手而就戮。故有以百万之众，而见屠於数千之兵者；有良将善用，不过为饵，委之啖贼。嗟夫！三代之衰，民之无罪而死者，其不可胜数矣。今天下募兵至多，往者陕西之役，举籍平民以为兵，加以明道、宝元之，天下旱蝗，次及近岁青、齐之饥，与河、朔之水灾，民急而为兵者日益众。举籍而按之，近世以来，募兵之多无如今日者，然皆老弱不教，不能当古之十五，而衣食之费，百倍於古，此甚非所以长久而不变者也。凡民之为兵者，其类多非良民。方其少壮之时，博奕饮酒，不安於家，而後能捐其身，至其少衰而气沮，盖亦有悔而不复者矣。臣以谓五十以上愿复而为民者，宜听。自今以往，民之愿为兵者，皆三十以下则收，限以十年而除其籍。民三十而为兵，十年而复归，其精力思虑，犹可以养生送死，为终身之计。其应募之日，心知其不出十年而为十年之计，则除其籍而不怨。以无用之兵终身坐食之费而为重募，则应者必众。如此，县官常无老弱之兵，而民之不任战者，不至於无罪而死。彼皆知其不过十年而复为平民，则自爱其身而重犯法，不至於叫呼无赖，以自弃於凶人。今夫天下之患，在於民不知兵。故兵常骄悍而民常怯，盗贼攻之而不能御，戎狄掠之而不能抗。今使民得更代而为兵，兵得复还而为民，则天下之知兵者众，而盗贼戎狄将有所忌。然独有言者，将以为十年而代，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，则缓急有所不济。夫所谓十年而代者，岂举军而并去之？有始至者，有既久者，有将去者，有当代者，新故杂居而教之，则缓急可以无忧矣。”
英宗治平初，兵一百一十六万二千，而禁军马步六十六万三千。
治平元年，宰相韩琦上言：“古者籍民为兵，故其数虽多而赡至薄。唐置府兵最近古。天宝以後，废不能复。今之‘义勇’，河北几十五万，河东几八万。勇悍纯实，生於天性。而有物力资产、父母妻子之所系，若稍加简练，与唐府兵何异？陕西尝剌弓手为‘保捷’，其後拣放，所存无几。且河北、河东、陕西三路，皆控西北，事当一体。请於陕西亦点‘义勇’，止涅手背，一时不能无小扰，而终成长利。”乃遣官陕西路籍‘义勇’，得十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。
知谏院司马光上言：“昔康定、庆历之，朝廷以元昊犯边，官军不利，已曾籍陕西之民以为乡弓手。始者明出敕榜云：‘但欲使之守护乡里，必不刺充正军，屯戍边境。’榜犹未收，而朝廷尽刺充‘保捷’指挥，令於边州屯戍。当是之时，臣丁忧在陕，备见其事。民皆生长太平，不识金革，一旦调发为兵，自陕以西，闾阎之，如人人有丧，户户被掠，号器之声，弥天互野，天地为之惨凄，日月为之无色，往往逃避於外，官中絷其父母妻子，急加追捕，鬻卖田园，以充购赏。暨刺面之後，兵员教头，利其家富，百端诛剥，衣粮不足以自赡，须至取於私家。或屯戍在边，则更须千里供送，祖、父财产，日销月铄，以至於尽。况其平生所习者，则惟桑麻耒耜。至於甲胄弩槊，虽日加教阅，不免生疏。而又资性戆愚，加之畏懦，临敌之际，得便即思退走，不惟自丧其身，兼更拽动大阵。自後官中知其无用，遂大加沙汰，给与公凭，放令逐便。而惰游已久，不复肯服稼穑之劳，兼田产已空，无所复归，皆流落冻馁，不知所在。长老至今言之，犹长叹出涕。其为失策，较然可知。足以为後来之戒，而不足以为法也。”
又言：“祖宗平诸镇，一天下，岂尝有义勇哉？自赵元昊反，诸将覆师者相继，终不能出一旅之众，涉区脱之地，以讨其罪，不免为姑息之计。当是时，三路乡兵数十万，何尝得一人之力乎！议者必曰：“河北、河东，不用衣廪，得胜兵数十万，阅教精熟，皆可以战。”又：“兵出民间，合於古制。”臣谓不然。彼数十万者，虚数也；阅教精熟者，外貌也；兵出民者，多与古同，而实异也。盖州县承朝廷之意，止求数多。阅教之日，观者但见其旗号鲜明，钲鼓备具，行列有序，进退应节，即叹美以为真可以战。殊不知彼犹聚戏，若闻寇敌则瓦解星散，不知所之矣。古者兵出民，民耕桑之所得，皆以衣食其家，故处则富足，出则精锐。今既赋敛农民之粟帛以赡正军，又籍农民之身以为兵，是一家独任二家之事也。如此，则民之财力安得不屈？臣愚，以为河北、河东已刺之民，犹当放遣，况陕西未刺之民乎？”
又言：“臣比日以来，熟思其事，诚於民有世世之害，於国无分毫之利。何谓於民有世世之害？臣窃见河北、陕西、河东，自景以前，本无义勇，凡州县诸般色役，并是上等，有物力人户支当。其乡村下等人户，除二税之外，更无大段差徭。自非大饥之岁，则温衣饱食，父子兄弟，熙熙相乐。自宝元、庆历之，将陕西一路弓手，尽刺充“保捷”正军，自此骚然愁苦矣。其河北、河东之民，比於陕西路，虽免离家去乡戍边死敌之患，然一刺手背之後，或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