复有尾大不掉之患。京师之兵虽杂且少精，然漕於东南，广而易供设，其数多，乃得强弱枝之势也。祖宗时，就粮之兵不甚多，边陲有事，则以京师兵益之，其虑也深，而其费也鲜。愿诏枢密院同三司量河北、陕西、河东及三司榷货务岁入金帛之数，约可赡京师及三路兵马几何，然後以可赡之数立为定额。额足罢募，阙即增补。额外数已尽而营数畸零，则省并之。既见定额，则可以定某路马步一营以若干人为额。仍请开宝、至道、天禧、庆历中外兵马之数。盖开宝、至道之兵，太祖、太宗以之定天下服四夷也。天禧之兵，真宗所以守成备豫也。庆历之兵，乃西师後增置之数也。以祖宗所养之兵，视今数之多少，则精冗易判，裁制无疑矣。”於是诏中书、枢密院同议。枢密院掇祖宗已来兵数以闻。盖开宝之籍，总三十七万八千，而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；至道之籍，总六十六万六千，而禁军马步三十五万八千；天禧之籍，总九十一万二千，而禁军马步四十三万二千；庆历之籍，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千，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。视前募兵浸多，自是稍加裁制，以为定额。
琦尝从容议及养兵事，慨然曰：“养兵虽非古，然积习之久，势不可废，又自有利处。昔者发百姓戍边者无虚岁，父子、兄弟、尝有生离死别之苦。议者但云不如汉、唐调兵於民，独不见杜甫《石壕吏》一诗乎？调兵於民，其弊如此，後世既取强健无赖者养以为兵，兵行，虽民税敛良厚，而终身保骨肉相聚之乐，此岂小事？又其习练战阵，而豪勇可使，安得与农夫同日道也？”
知谏院范镇言：“河北连岁招兵未已，皆是坊市无赖子弟及陇亩力田之人，谓为军营子弟，求刺为军。况今田甚旷，民甚稀，赋敛甚重，国用甚不足者，正由兵多故也。议者必曰，以为契丹备也。且契丹五十年不敢南入为寇者，金缯之利厚也。就使弃利为害，则大河以北，妇人女子皆是乘城之人，其城市无赖、陇亩力田者，又将焉用而预蓄养之以困民？况契丹贪利而不敢动？夫收兵於民则民稀，民稀则田旷，田旷赋役重，赋役重则民心离。寓兵於民则民稠，民稠则田辟，田辟则赋役轻，赋役轻则民心固。与其离民之心以备契丹，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匮，孰若固民之心以备契丹，虽至而民力有馀，国用有备，其利害若视白黑，若数一二。而今以为难者，臣所以深惑也。昔汉武以兵困天下者，用兵以征匈奴，空漠北，得所欲也。陛下以兵困天下者，不用兵养兵以至是也，非以快所欲也。何苦而为是乎？五口之家尚知量入以为出，况天下大计，其可以不校出入乎？其可以无经乎？请下臣章中书、枢密院大臣看详。若陛下诚能罢今招兵，敕大臣使具太祖、太宗、真宗每朝赋入若干，兵若干，官若干，陛下天圣中赋入若干，兵若干，官若干，约今赋入之数与兵数、官数，约取中道，立为经制，以赋入之数十分为率，以七分养兵、官，给郊庙宫省诸费，三分以备水旱缓急非常，为之十年，仅可以言治。古者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，无六年之蓄曰急，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。今自京师至天下州郡，大率无储蓄、边城甚者或无三数月之备，不幸有连年水旱，将何以养此兵乎？此兵不足以养，则其忧不在契丹也。”
欧阳修时论《原弊》曰：‘国家自景德罢兵，三十三岁矣。兵尝经用者，老死几尽，而後来者未尝闻金鼓识战阵也。生於无事而饱於衣食也，其势不得不骄惰。今卫士入宿，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；禁兵给粮，不自荷而雇人荷之。其骄如此，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？前日西边之吏，如高化军、齐宗举两用兵而辄败，此其郊也。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战斗虽耗农民为之可也。柰何有为兵之虚名，而其实骄惰无用之人也？古之凡民长大壮健者皆在南亩，农隙则教之以战，今乃大异，一遇凶岁，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，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，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，籍之以为厢兵（一作军）。吏招人多者有赏，而民方穷时争投之，故一经凶荒，则所留在南亩者，惟老弱也。而吏方曰不收为兵，则恐为盗。噫！苟知一时之不为盗，而不知终身骄惰而窃食也。古之长大壮健者任耕，而老弱者游惰。今之长大壮健者游惰，而老弱者留耕也。何相反之甚邪？然民尽力乎南亩者，或不免乎狗彘之食，而一去为增兵，则终身安佚而享丰腴，则南亩之民不得不日减也。故曰有诱民之弊者谓此也。”
又《本论》曰：“古之善用兵者，可使之赴水火。今厢、禁之军，有司不敢役，必不得已而暂用之，则谓之借倩。彼兵相谓，亦曰官倩我，而官之文符亦曰倩。夫赏者所以守劳也，今以大礼之故，不劳之赏，三年而一遍，所费八九十万。有司不敢缓月日之期，兵之得赏不以无功知愧，乃称多量少，比好嫌恶，小不如意，则持挺而呼，持梃欲击天子之命吏。无事之时犹若此，以此知兵骄也。兵之敢骄者，以用之不得其术，而法制不立也。前日五代之乱，可谓极矣。五十三年之，易五姓十三君，而亡国被杀者八，长者不过十馀岁，甚者三四岁而亡，其主岂皆愚邪？其心岂乐祸乱而不欲为久安之计乎？顾其力不能者，时也。当时东有汾、晋，西有岐、蜀，北有强胡，南有江、淮、闽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