庆、、延，河东则石、隰、、府，其大首领为都军主，百帐已上为军主，其次为副军主。又有以功次补者，其官职俸给有差（其兵数本末，见《郡国兵门》）。召募之制，起於府卫之废，盖籍天下良民以讨有罪，三代之兵与府卫是也。收天下犷悍之兵，以卫良民，今召募之兵是也。唐末士卒疲於征役，多亡命者，梁祖令诸军悉<黑詹>面为字，以识军号，是为长征之兵。初募时，先度人材，次阅走跃，试瞻视，然後为<黑詹>面，赐以缗钱衣屦而隶诸军。自国初以来，其取非一途，或土人就在所团立，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，或乘岁凶募饥民补本城，或以有罪配隶给役，是以天下失职、犷悍之徒，悉收籍之。伉健者迁禁卫，短弱者为厢军，制以队伍，束以法令，帖帖不敢出绳墨，平居食俸廪，养妻子，备征防之用，一有警急，勇者力战斗，弱者给漕挽，则向之天下失职犷悍之徒，今为良民之卫矣。廪给之制，总内外厢、禁诸军且百万，言国费最钜者宜无出此。虽然，古者寓兵於民，民既出常赋，有事复裹粮而为兵，後世兵农分，常赋之外，山泽关市之利，悉以养兵。然有警则以素所养者捍之，民晏然无预征役也。唐之时兵分，藩镇得专租税，天子禁卫之兵，中外不过十馀万人。国朝收天下甲卒数十万，悉萃京师。京师八方所凑，水陆四达，岁漕江、淮粟六百万石，而缣帛、货泉、齿革、百物之委，不可胜纪，是以军储饶羡。初，太仓才支三二岁，承平既久，常馀数年之食，以此临制四方，犹臂指之运也。世之议者不达，乃谓竭民赋租以养不战之卒，糜国币廪以优坐食之校，是岂知祖宗所以扰役强悍、销弥争乱之深意哉！屯戍之制，凡遣上军，军头司引对，赐以装钱；代还亦入见，犒以饮食，简拔精锐，退其癃老。至於诸州禁、厢兵，亦皆戍更。隶州者曰“屯驻”，隶总管曰“驻泊”。拣选之制，有自厢军升禁军，禁军升上军，上军升班直。升上军及班直者，皆临轩亲阅，自非材勇绝群，不以应召募，馀皆自下选补云。
仁宗时，元昊反，西边用师，多募禁军。吏以所募多寡为赏罚格，诸军子弟悉听隶籍，禁军额员多选本城补填，故庆历中内外禁、厢军总一百二十五万，视祖宗时为最多。及西师罢，天下患兵冗，帑庾不能给，枢密使庞籍奏：“世养兵务多而不精，请与中书议拣汰之法。”从之，省兵数万人。
石林叶氏《燕语》：“元昊初，臣庞颖公自延州入为枢密副使，首言关中苦饣鬼饷，请徙沿边兵就食内地。议者争言不可，以为虏初伏，情伪难测，未可遽弛备。独公知元昊已困，必不能遽败盟，卒徒二十万人。後为枢密使，复言天下兵太冗，多不可用，请汰其罢老者。时论纷然，尤以为必生变，仁宗以为疑。公曰：“倘有一夫之呼，臣请以百口当之。”帝从其言，遂汰八万人。
嘉二年，复定招军等杖。自上四军至“武肃”、“忠靖”皆五尺已上。差以寸坊而视其奉钱之数。奉钱一千者以五尺八寸、七寸三分、七寸为三等，奉钱七百者降杀有差。唯“武严”、御营喝探以艺精者充，诸军执杖者不设等杖。其支军食，粮料院先进样，三司定仓敖界分，而以年月次之。国初，诸庾分给诸营，营在国城西，多给粮於城东，若南北亦然。相距有四十里者，盖恐士卒习堕，使知负担之勤。久之，有司乃取受输年月界分，以军次高下给之。凡三岁大祀，有赐赉，有优赐。每岁寒食、端午、冬至有特支，特支有大小之差。亦有非时给者。戍边，季加给银、鞋。、宁、环、庆缘边艰於爨汲者，两月则给薪水钱，苦寒或赐絮襦。役兵劳苦，季给钱。戍岭南者，增月奉。自川、广戍还者，别予装钱。川、广递补卒或给时服、钱、屦。屯兵州军，官赐钱宴犒将校，谓之旬设，旧止待屯泊禁军，其後及於本城。天圣七年，法自裁定诸军衣装，骑兵春、冬衣各七事，步兵春衣七事，冬衣六事，质卖者重之法。
三司使程琳上疏，论：“兵在精不在众。河北、陕西军储数匮，而招募不已，且住营一兵之费，可给屯驻三兵，昔养万兵者今三万兵。矣河北岁费刍粮千二十万，其赋入支十之三；陕西岁费千五百万，其赋入支十之五。自馀悉仰给京师。自咸平逮今，二边所增马步军指挥百六十。计骑兵一指挥所给，岁约费缗钱四万三千，步兵所给，岁约费缗钱三万二千，他给赐不预。合新旧兵所费，不啻千万缗。天地生财有限，而用无纪极，此国用所以日屈也。今同、华沿河州军，积粟至於红腐而不用；沿边入中粟，价常踊贵而未尝足。诚愿罢河北、陕西募往营兵，勿复增置，遇阙即选厢军精锐者补之，仍渐徙营内郡，以便粮饷。无事时番戍于边，缓急即调发使近。严戒封疆之臣，毋得侵轶生事，以觊恩赏，违令者重之法。如此，则疆场无事，而国用有馀矣。”帝嘉纳之。
嘉七年，宰相韩琦上言：“祖宗时以兵定天下，凡有征伐则募置，事已则省并，故兵日精而用不广。今二虏虽号通好，而西北屯边之兵，常若待敌之至，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给。不於此时先虑而速救之，一旦边陲用兵，水旱相继，骇而图之，不可及也。又三路就粮之兵，虽勇劲服习，然边储贵踊，常苦难赡。若其数过多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