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人。或曰，此光武中兴之兵制也。武帝之增置，则殆不止是，然亦不过倍之云尔。若高、文之世，未有增置，则其数当益少於此也，岂得云重兵悉在京师哉？故此以万旅言之。”
又曰：“大抵南北军之制，在《汉志》为甚略，无所考证。然杂见於纪、传、表、志者，亦可参考其一二，其大要则无出於高后八年之纪也。考之《高后纪》，则见二军之权势，内外足以相制，表里足以相应，高帝之法，可谓规摹宏远矣。汉初定天下，京师之屯，惟此二军。诸夏本根，所系甚重，故高祖於卫尉、中尉之任，皆不轻授，而必付之郦商、周昌。高帝十一年，《百官表》书卫尉王氏，中尉戚思。王氏史失其名，而《萧何传》载王卫尉之谏高帝械系何也，其面折廷争，有似王陵，或者其陵欤？思者，毋乃戚夫人之族属欤？高帝锺爱赵王，屈周昌使相之，及莫年，则以戚氏本兵，得非阴为保护赵王之计？而王陵固高帝付以孤之任者，故以之主兵邪？惠帝初年，吕氏固已颛国政，刘泽，吕氏之戚属也，实为卫尉，而《表》於中尉缺焉。高后七年，泽既为王之国。终吕后之世，二官及郎中令，皆不以除人，特以兵权分属於吕禄、吕产，而长乐卫尉亦属之吕更始辈，兵权尽归吕氏矣。史称太后病困，以赵王禄为上将军，居北军，梁王产为相国，居南军，且戒之云，我即崩，必据兵卫宫，谨无送丧为人所制，故史称上将军禄、相国产颛兵秉政。《齐王传》云‘居长安中，聚兵以威大臣’，良有以也。陈平、周勃谋诛吕氏，太尉勃欲入北军，仍令纪通持节矫内之。又令郦寄、刘揭说禄解将印，而以兵授太尉勃。勃既将北军，而尚有南军卫尉居宫中，实颛南军之权，故令平阳侯告之，使毋内吕产殿门。按《表》，高后七年，刘泽为王，卫尉不以除人，不知平阳侯所告者何人哉！产既颛军，其权不在卫尉，审矣。恐未易以一言之故，而能使之抗平日所尊事之相国也。又按《表》，文二年始书卫尉足，而文帝诏封功臣，则云卫尉足等十人矣。愚谓平、勃区处南军，宜无异於北军，而平阳侯所告之人得非卫尉足也邪？岂平、勃欲诛吕氏，始除足为卫尉以夺南军，故平阳侯得以告之，而史策省文，不详载尔。又不然，则勃既将北军，其势已足以制南军，故令平阳侯告卫尉。然南军未附，势未可知，卫尉守殿门，相国虽不得入，而犹得裴回往来於殿庭之次，是南军犹纵其入，未有出力奋发而诛之者。若卫尉於是时不能久抗相国，则南军将何如也？又按知其不有起而应之者？盖彼皆素所服属者也，异时陈蕃之举是矣。平阳侯既驰告太尉，而尚恐不胜，未敢诵言诛之，乃谓朱虚侯刘章急人宫卫帝，章从勃调卒千人，入未央宫掖门，见产廷中，会天大风，从官乱，莫有斗者，遂得杀之於郎中府吏舍。又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。还入北军，报太尉勃至，於起而相贺曰：“所患独产，今已诛，天下定矣。”盖南军尚存，不能为太尉勃之忧，而吕产在宫中，勃深虑其不胜，必卫尉应於内，而後足以克敌，於此足以见南军之可以制北军。南军虽存而太尉得以告卫尉而夺之权。诛产之功，竟以北军而清宫掖，是又足以见北军之可制南军也。夫北军讨之於外，南军应之於内，表里相济，於此可验。然是时诛吕氏，北军之功居多，而南军无大功，故文帝褒赏功臣，如纪通、刘揭等皆封列侯，已侯者益封至二三千户，而卫尉足等仅四百户，或者以其功为劣欤！当是之时，勃虽以南北军成诛吕安刘之功，及文帝自代邸入未央，宫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北军，则勃已不与两军之政。其後除右丞相，亦旋归政柄，盖前日之以北军制南军者，特一时之权宜而已。南北军本以相制，而文帝以宋昌兼领，失本意矣。然出於仓卒周防之谋，故随即罢卫将军，仍以其兵分属焉，是虽出於一时权宜，而於南北军之制，初未尝有所更易，此汉初兵制之善者也。其後武帝内增七校，以壮翼卫之势，又恐北军偏重，则置期门、羽林与夫城门之兵，兵籍纷纷，而南北军之制隳矣。”
汉调兵之制，民年二十三为正，一岁为卫士，二岁为材官骑士，习射御、骑驰、战陈，年六十五衰老，乃得免为庶民，就田里（如淳曰：“律，年二十三，傅之畴官，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为癃罢。”）。
汉民凡在官三十二年，自二十三以上为正卒。每一岁当给郡县官一月之役，其不役者为钱二千入於官以雇庸者，已上，戍中都官者一年为卫士；京师者一年为材官、骑士、楼船；郡国者一年。三者随其所长，於郡县中发之，然後退为正卒，就田里，以待番上调发。
更有三品：有卒更，有践更，有过更。古者正卒无常人，皆迭为之，一月一更，是为更卒也；贫者欲得雇更钱，次直者出钱雇之，月二千，是为践更也；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，亦名为更，律所谓繇戍也。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。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，又行者当自戍三日，不可往便还，因便往一岁一更。诸不行者，出钱三百入官，以给戍者，是谓过更也（《昭帝纪》如淳注）。
秦用商鞅之法，月更卒，已复为正，一岁屯戍，一岁力役，三十倍於古（更卒，谓给郡县一而月更者，正卒，给中都官者也）。汉兴，循而未改，後改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