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尺五寸一分，设柱为夹锺；第十一弦五尺一分，设柱为无射；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，设柱为中吕；第十三弦四尺五寸，设柱为黄锺之清声。十二声中，旋用七声为均，为均之主者，惟宫也，徵、商、羽、角、变宫、变徵次焉。发其均主之声，归乎本音之律，七声迭应而不乱，乃成其调。均有七调，声有十二均，合八十四调，歌奏之曲，由之出焉。旋宫之声久绝，一日而补，出臣独见，恐未详悉，望下中书门下，集百官及内外知音者较其得失，然後依调制曲。八十四调，曲有数百，今见存者九曲而已，皆谓之黄锺之宫声。其馀六曲，错杂诸调，盖传习之误也。唐初虽有旋宫之乐，至於用曲，多与礼文相违。既不敢用唐为则，臣又懵学独力，未能备究古今，亦望集多闻知礼乐者，上本古典，下顺常道，定其义理，於何月行何礼，合用何调曲，声数长短，几变几成，议定而制曲，方可久长行用。所补雅乐旋宫八十四调，并所定尺，所吹黄锺管、所作律准，谨并上进。”乃诏尚书省集百官详议。兵部尚书张昭等议於太常寺：“命太乐令贾峻奏王朴新法黄锺调七均，音律和谐，不相凌越。其馀十一管诸调，望依新法教习，以备礼寺施用。”从之。
宋太祖皇帝以雅乐声高，诏有司重加考正。时判太常寺和岘上言：“古圣设法，先立尺寸作为律吕，三分损益，上下相生，取合其音，谓之形器。但以尺寸长短，非书可传，故黍，求为准的。後代试之，或不符会。西京铜望臬可校古法，即今司天台影表铜臬下石尺是也。及以王朴所定尺比较，短於石尺四分，作乐声之高，盖由於此。况影表测於天地，则管律可以准绳。”上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，并黄锺九寸之管，命工人校其声，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。又内出上党羊头山黍累尺校律，亦相符合。由是重法十二律管，雅乐和畅。
仁宗时，冯元等上新修《景广乐记》。时邓保信、阮逸、胡瑗等亦奏造锺律，诏翰林学士丁度等取保信、逸、瑗等锺律详考得失。度等上议：“以为黍有圆长、大小，而保信所用者圆黍，又首尾相衔，逸等上用大者，故再考之即不同。尺既有差，故难以定钟、磬。谨详古今之制，自晋至隋，黍之法，但求尺裁管，不以权量参校，故历代黄锺之管容黍之数不同。惟後周掘地得古玉斗，据斗造律，兼制权量，亦不同周、汉制度。故《汉制》有备数、和声、审度、嘉量、权衡之说，悉起於黄锺。今欲器数之制参伍无失，则《班志》积分之法为近。逸等以大黍尺、小黍实龠，自戾本法。保信今尺以圆黍之，及首尾相衔，又与实龠之黍再成尺不同。”又言：“岁有丰俭，地有肥尧，就令一岁之中，一境之内，取黍校验，亦复不齐。是盖天物之生，理难均一，古之立法，存其大概耳。故前代制尺，非特黍，必求古雅之器以参校焉。晋泰始十年，荀公曾等校定尺度，以调锺律，是谓晋之前尺。公曾等以古物七品勘之，一曰姑洗玉律，二曰小吕玉律，三曰西京铜望臬，四曰金错望臬，五曰铜斛，六曰古钱，七曰建武铜尺。当时以公会尺揆校古器，与本铭尺寸无差，前史称其用意精密。《隋志》所载诸代尺度，十有五等，然以晋之前尺为本，以其与姬周之尺、刘歆铜斛尺、建武铜尺相合。窃惟周、汉二代，享年永久，圣贤制作，可取则焉。而隋氏铸毁金石，典正之物，罕复存者。夫古物之有分寸，明著史籍，可以酬验者，惟有汉钱而已。周之圜法，历载旷远，莫得而详。秦之半两，实重八铢；汉初四铢，其文亦曰半两。孝武之世，始行五铢，下尽隋朝，多以五铢为号。既历代尺度屡改，故小大轻重鲜有同者。又盗铸既多，不必皆中法度，但当校其首足、肉好、长广、分寸，皆合正史者用之。然有唐享国三百年，其制度法度，虽未逮周、汉，亦可谓治安之世。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，当依汉钱分寸。若以为太祖膺图受禅，创制垂法，尝诏和岘等用影表尺典修金石，七十年，荐之郊庙，稽古唐制，以示诒谋，则可且依景表旧尺，俟有妙达锺律之学者，俾考正之，以从周、汉之旧可也。”乃诏罢其议。
宋祁、田况荐益州进士房庶晓音，祁上其《乐书补亡》三卷，召诣阙。庶自言：“尝得古本《汉志》，云：‘度起於黄锺之长，以子黍中者一黍之起，积一千二百黍之广，度之九十分，黄锺之长，一为一分。’今文脱‘之起积一千二百黍’八字，故自前世以来，黍为尺以制律，是律生於尺，尺非起於黄锺也。且《汉志》云：‘一为一分’者，盖九十分之一，後儒误以一黍为一分，其法非是。当以黍中者一千二百实管中，黍尽，得九十分，黄锺之长，九寸加一以为尺，则律定矣。”直秘阁范镇是之，乃为言曰：“照以纵黍尺，管空径三分，容黍千七百三十；瑗以横黍尺，管容黍一千二百，而空径三分四六毫，是皆以尺生律，不合古法。今庶所言，实千二百黍於管，以为黄锺之长，就取三分以为空径，则无容受不合之差，校前二说为是。盖黍为尺，始失之於《隋书》，当时议者以其容受不合，弃而不用。及隋平陈，得古乐器，高祖闻而叹曰：‘华夏旧声也！’遂传用之。至唐祖孝孙、张文收，号称知音，不能更造尺律，止沿隋之古乐，制定声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