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宫声也。”译音习而弹之，始得七声之正。然其就此七调，又有五旦之名，旦作七调。以华言译之，旦者则谓之‘均’也。其声亦应黄锺、大蔟、林锺、南吕、姑洗五均，以外七律，更无调声。遂因其所捻琵琶，弦柱相饮为均，推演其声，更立七均。合成十二，以应十二律。律有七音，音律一调，故成七调十二律，合八十四调，旋转相交，尽皆和合。仍以其声考校大乐所奏，林锺之宫，应用林锺为宫，乃用黄锺为宫；应用南吕为商，乃用太蔟为商；应用应锺为角，乃取姑洗为角，故林锺一宫七声，三声并戾。其十一宫七十七音，例皆乖越，莫有通者。又以编悬有八，因作八音之乐。七声之外，更立一声，谓之应声。译因作书二十馀篇，明其旨趣。至是译以其书宣示朝廷，并立议正之。有万宝常者，妙达锺律，遍解八音。常与人方食，论及声调。时无乐器，因取前食器及杂物以箸扣之，品其高下，宫商毕备，谐於丝竹。文帝後召见，问郑译所定音乐可否，对曰：“此亡国之音，岂陛下之所宜闻！”遂极言乐声哀怨淫放，非雅正之音，请以水尺为律，以调乐器。上遂从之。遂造诸乐器，其声率下於译调二律。并撰《乐谱》六十四卷，论八音旋相为宫之法，改丝移柱之变，为八十四调，百四十四律，变化终於千八声。时人以《周礼》有旋宫之义，自汉魏以来，知音者皆不能通，见宝常时创立其事，皆哂之。至是，试令为之，应手成曲，无所凝滞，见者莫不嗟异。於是损益乐器，不可胜纪，其声雅淡，不为时所好，太常善声者多排毁之。又太子洗马苏夔译曰：“《韩诗外传》所载乐声感人，及《月令》所载五音所中，并皆有五，不言变宫、变徵。又《左氏》所云：‘七音六律，以奉五声。’准此而言，每应宫立五调，不闻更加变宫、变徵二调为七调。七调之作，所出未详。”译答曰：“周有七音之律。《汉书》、《律历志》：天地人及四时，谓之七始。黄锺为天始，林锺为地始，太蔟为人始，是为三始。姑洗为春，蕤宾为夏，南吕为秋，应锺为冬，是为四时。四时三始，是以为七。今若不以二变为调曲，则是冬夏声阙，四时不备。是故每宫须立七调。”於是众从译议。译又与夔俱云：“按今乐府黄锺，乃以林锺为调首，失君臣之义；清乐黄锺宫以小吕为变徵，乖相生之道。今请推黄锺宫以黄钟为调首，清乐去小吕，还用蕤宾为变徵。”众皆从之。夔又与译议，欲黍立分，正定律吕。时以音乐久不通，译、夔等一朝能为之，以为乐声可定。而何妥旧以学闻，推为儒首。帝素不悦学，不知乐，妥又耻已宿儒不逮译等，欲沮坏其事，乃立议非十二律还相为宫，曰：“经文虽道旋相为宫，恐是直言其理，亦不通随月用调，是以古来不取。若依郑元及司马彪，须用六十律方得和韵。今译惟取黄锺之正宫，兼得七始之妙义，非止金石谐韵，亦乃иね不繁，可以享百神，可以合万舞矣。”而又非其七调之义，曰：“近代书记所载，缦乐鼓琴吹笛之人，多云‘三调’。三调之声，其来久矣。请存三调而已。”时牛弘总知乐事，不能精究音律。宝常又修洛阳旧典，言幼学音律，师於祖孝徵，知其上代修调古乐。周之壁た，殷之崇牙，悬八用七，尽依《周礼》备矣。所谓正声，又近前汉之乐，不可废也。是时竞为异议，各立朋党，是非之理，纷然淆乱。或欲各令修造，待成，择其善者而从之。妥恐乐成，善恶易见，乃请张乐试之。遂先说曰：“黄钟者，以象人君之德。”及奏黄锺之调，帝曰：“洋洋乎雅，甚与我会。”妥因陈用黄锺一宫，不假馀律。帝大悦，班赐妥等修乐者。自是译等议寝。帝又遣毛爽及蔡子元、于普明等以候节气，依古：於三重密屋之内，以木为案，十有二具。每取律吕之管，随十二辰位，置於案上，而以土埋之，上平於地。中实葭莩之灰，以轻缇素覆律。口每地气至，与律冥符，则灰飞冲素，散出於外。而气应有早晚，灰飞有多少，或初入月其气则应，或至中下旬气始应者，或灰飞出三五夜而尽，或终一月才飞少许者。帝异之，问牛弘。弘对曰：“灰飞半出为和气，灰全出为猛气，吹灰不能出为衰气。和气应者其政平，猛气应者其臣纵，衰气应者其君暴。”帝之，曰：“臣纵君暴，其政不平，非月别而有异也。今十二月律，於一岁内，应并不同，安得暴君纵臣若斯之甚也？”弘不能对。
致堂胡氏曰：“音五尔。而律吕十有二，犹十二支而配十干，所以变而不穷也。律吕，阴阳也，阙一则不和矣。宫为君，商为臣，角为民，徵为事，羽为物。今独奏黄锺而不用馀音，是有君而无臣，无民，无事，无物，其为君也不亦亢乎！何妥，佞人也，逢迎周宣立五后者。隋文岂不知之？而命以典乐，妥能探其主猜防克忌之微，而尊隆君道，寓意於黄锺。帝果悦而从之，遂使古乐尽废，後世无所考焉。其害岂不甚哉！且礼乐历数，有国之大事也。王泽灭息，易学不传；有欲议礼，则纷如聚讼；有欲修乐，则谄承君意；有欲正历，则必请杀异已者。竟不能复三代之正，况欲行先王之道乎！夫论事莫验於成败之效。万宝常妙达锺律，乐声雅淡，必近古矣，而为苏威父子所抑。及太常乐成，宝常闻之曰：‘亡国之音也。淫厉而哀，天下将尽矣。’不二十年